中华人文始祖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三皇五帝”，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重要人物，但又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尽管历史上关于“三皇五帝”有多种不同的序列，但各序列都把伏羲、女娲放在首位。因此，可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人之初祖。
伏羲是我国历史传说中第一位氏族首领。明人周游《开辟演义》云：“伏羲氏崩，群臣推女娲氏即位，号为女皇，建都于中皇之册（山）。”这表明上古时期当第一个统一中华民族各部落的帝王伏羲去世之后，女娲就被各氏族部落首领推为帝王，继承伏羲帝位，号称娲皇。伏羲氏之后，自女娲氏至无怀氏，又有十五位氏族首领“君临天下”，都沿用“伏羲氏”的称号，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伏羲时代，或伏羲女娲时代。自伏羲氏至无怀氏，整个伏羲女娲时代历经约1260年。从社会发展和科学认识的角度来看，伏羲女娲时代的历史遗迹充分反映了原始社会时代人类已经从渔猎阶段进入了农耕阶段。
史载，女娲“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羲立，号曰女胥氏”(《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随着对女娲传说的科学诠释和史实论证，女娲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崇高地位被日益确定。女娲“抟黄土以造人”、“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以及“积芦灰以止淫水”，“杀黑龙以济冀州”等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代代口耳相传，为我们塑造了华夏人文始祖女娲永不泯灭的形象。
女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是史前文明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进行中国史前文明探源的重要研究对象。《楚辞·天问》、《礼记》、《史记》、《山海经·大荒西经》、《淮南子·览冥训》，以及清朝嘉庆《涉县志》等史料都有关于女娲的记载。女娲文化在整个中国古文化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奇特的民间、民俗文化现象，对人生礼仪、人类生存、文化承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人类发展史和民俗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娲文化不仅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是承传华夏文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史料，同时，对于实现民族大融合，增强民族凝聚力，充实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构建和谐社会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关于女娲传说与信仰的最初发生地与起源，一直是女娲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为代表的“南方说”和以中国神话学建设的先驱之一茅盾先生为代表的“北方说”，一直是学术界、考古界争论的重要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民间文化普查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考古学新资料的发现和不断深入的研究，人们对于女娲传说及信仰有了更多的收获。特别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抓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工作的开展，使得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与信仰，显露出令人惊喜的成果。全国各地建有女娲庙（或人祖庙）、陵墓，举办庙会、“女娲祈晴”、“补天节”等活动，以及有女娲活动遗迹的，主要分布于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等地。如果按其采集或传承地域制成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呈密集状态。
通过考察研究，可以发现女娲不单单是汉民族的始祖，也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的先祖。无论是在北方汉民族聚集地区，还是南方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女娲传说与信仰都是深入人心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习俗诠释着中华人文始祖女娲，为着人类的生存，为着氏族的发展而不辞辛苦地奔走于神州大地的丰功伟绩；而各族人民又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习俗，口耳相传地记录着女娲所留下的点点滴滴，铭记着女娲的奉献与功德，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虔诚地供奉着的同一个中华始祖。千百年来，女娲传说与信仰已经渗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角落。女娲已经成为各族人民心中共同的神明。因此，女娲可以称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
山西晋南地区，包括临汾、运城等地，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晋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不可胜数，堪称华夏之源，炎黄之根，中国之本，是联系全球华人的历史纽带，是华夏文化基因的重要谱系依据。在晋南地区，人们能够最直观地了解中华文明，感知到中华人文始祖的起源，触摸到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留下的生息繁衍、建都立业的文化遗迹，感受到他们留下的历史久远的华夏文化的精彩华章。
吉县人祖山伏羲女娲文化遗址和柿子滩“女娲岩画”等古人类遗址遗迹的发掘，展开了一幅以女娲伏羲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在这块热土上留下足迹的画卷，为华夏始祖文化提供了更有力的考古证据，为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特别是柿子滩岩画的发现，为我们掀开女娲文化研究新的一页。经专家们考证，柿子滩女娲岩画是距今20000—10000年前的远古先民所绘，画面人物，双乳饱满下垂，右手向天，脚踏六星，头顶七星，正是远古先民们生殖崇拜、先祖崇拜和血红崇拜观念的综合反映。称其为“天神”也好，“女巫”也好，“女酋”也好，其实都是柿子滩远古先民所崇拜的至上天神，那么，这个神完全有可能就是中华人祖女娲。
中国古代岩画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其中北系制作时间最早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最晚的在元代。内容多表现狩猎、游牧、战争、舞蹈等活动，以及天神地祇、祖先、日月星辰、原始数码等图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代北方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等方面的状况。柿子滩岩画的产生年代和表现内容，完全符合中国北系岩画的特征。这个发现，不仅对于女娲文化研究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史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女娲补天是我国影响最广泛的民间故事。虽然，这只是个流传千古的传说，但从吉县人祖山地区大量女娲伏羲时代的遗迹中，却明显地看到，远古人类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了解、应变、防御能力十分低下，除了令他们防不胜防、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以外，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来源和生产工具、防御工具的寻求、选择，以及年复一年、循环交替的酷暑、严寒，都令他们应对不暇，苦心焦虑。人类就是在长期的与大自然的抗争中，求得生存的机会；也正是在不断地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一点点积累着斗争经验，创造着更多的生存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抗争、搏斗中，人类磨炼了自身的意志，增强了斗争的勇气，产生了无比的智慧。
在吉县乃至晋南地区，大量与女娲“炼石补天”有关的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女娲众多活动遗迹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在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娲这位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代表，已经具备了认识和掌握大自然规律的能力，具备了能够带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和克服自然灾难的伟大勇气、精神和高度智慧、能力。它反映出当时处于中石器时代后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已经进入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黎明时期。
千百年来，有关女娲伏羲“于烟即合”、“滚磨成婚”的故事广泛流传。而在吉县一带又流传着一种独特的说法，即“隔山穿针引线成婚”。是说伏羲女娲兄妹为拯救人类，议为婚配。他们间隔一山，双方均不可视。女娲抛出“石针”，伏羲抛出“皮线”，以“穿针引线”之举，征得天意而成婚。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是相比之下，更贴近生活，更符合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的基本特征，同时，也符合人类学家关于婚姻起源的学说，符合社会进化论的基本规律。
吉县的文化学者根据大量史籍资料和历史遗迹分析考证，认为吉县人祖山是伏羲女娲成婚之地。他们在患难中成婚于风山，融合于风山，开始奠定华夏民族繁衍发展的血脉根基。实际上，女娲伏羲的结合，不单纯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意味着女娲氏族与伏羲氏族两个氏族的相互通婚，相互融合。这说明，当时的中华先祖已经从此前长期实行的“血缘婚姻”、“近亲婚姻”走进了“对偶制婚姻”，宣告了中国人类社会“家庭”制度的诞生。它还说明，中华先祖已经开始进入有能力区别人的性行为与动物兽性般的两性“杂交”的不同，开始从“乱婚”的野蛮、低级、愚昧阶段，逐步走向理性、有序、健康和科学的文明之境。
据《风俗通》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絙人也。”这些传说在中国流传久远，几乎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原始时代，部落战争十分残酷、频繁，而且全靠人力对抗，死亡者众多。所以，人们期望女性大量生育，使氏族人丁兴旺，以避免灭亡的命运。因此，凡有女娲庙的地方，都盛行人们到庙中求子的习俗，这实际上浸透着一种原始生殖崇拜文化。
从科学角度来看，华夏民族从古猿进化为古猿人，从古猿人进化为人，数万年之久从来没有“婚姻”一说。男女只有随心所欲地交媾，是一种乱婚制。而正是女娲改变了这种现象。据《路史·后纪二》载，女娲“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风俗通》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明周游的《开辟演义》中也说，女娲完成婚姻媒妁的嫁娶制度，得到万民拥戴，尊为媒神。从此，人类开始进入一人一偶的婚配阶段。这种婚姻制度确定以后，女娲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变化，又进行了许多改进和完善。女娲伏羲创造了人类的远亲婚配，大大推动了人类的进化过程。
实际上，这是女娲先祖领导的一场繁衍子孙、提高人口质量的远古人类发展活动。而后世华夏儿女，都把女娲尊奉为婚姻之神，公认女娲为华夏母系氏族社会最早的人类领袖。同时，这也充分说明华夏民族对生存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可以说，女娲伏羲的成婚，是中华民族的创始婚姻，宣告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家庭的诞生；它开启了中华民族在人类自身繁衍中不断择优的新的历史纪元。正是这样，才有了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才使华夏文明与文化得以世代相传，才有了今天拥有56个兄弟民族、13亿人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所以，对于女娲，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地称其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女神”。随着对女娲传说“炼石补天”等史实的科学诠释和论证，女娲身为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崇高地位会被日益确定。她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将流芳万古、永垂史册。
在美国纽约市自由岛，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自由女神”像，是1876年法国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她被称为“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象征着美国人民渴望摆脱旧世界的贫困与压迫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从而成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象征。
与西方的“自由女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华民族所崇拜的“生命女神”女娲，不仅仅向往自由，而且更加热爱生命，尊重生命。自由的价值是相对的，而生命的价值却是绝对的。华夏民族“生命女神”与西方“自由女神”所不同的是，“生命女神”更注重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涵。这充分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展现了东方文化的人文性。以生命女神女娲文化为中心所延伸的，包括人类起源、姓氏寻根、先祖崇拜、文明渊源等历史人文的深度展示，更加彰显出中华民族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热爱生活、热爱和平、追求社会和谐、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精神。
为什么吉县人祖山，乃至整个晋南地区会成为女娲生存、活动的重要舞台？这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上山西的地理、自然、气候、环境等条件有关。由于有“山河环护”，具备了保证古代人类居住、生存必需的安全性、封闭性、隐秘性、防御性和生存资源性，所以古代山西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先祖生存居住的天然温床和摇篮。这些根系久远、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链条，为女娲文化大量产生、出现于山西境内，提供了生动有力的文化背景和确凿无疑的历史证据。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国内外对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的大环境下，各地政府在对本地区历史文物的保护和文化遗址的开发利用上，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态势。那就是：研究历史，发掘中华悠久历史的深刻内涵。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和经济，更有力地为社会发展服务。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化旅游产业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又是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吉县以及晋南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中华人文始祖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以中华人文始祖为主题进行文化建设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良好基础和条件。应当紧紧抓住当前中央关于落实“十二五”计划的良好机遇，开发与发展中华人文始祖文化旅游产业，增强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力地推动晋南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当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着重大变革和各种严重挑战的新形势下，追寻华夏列祖生息繁衍、发明创造、抗争自然、战胜强敌的过程；探索华夏列祖积淀文化、发展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心路；在博大精深、丰厚凝重的华夏文化之中，探求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之源，发掘、承传、保护和弘扬华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已经成为提升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
2011年4月
【作者简介】
季方——现任中国华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香港中华爱心协会会长、台湾中华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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