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学的贯彻和成就的取得，不同地区的古文化面貌从时间上和性质上已经能够识别。有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观点的指引①，加上现代史学观念也发生改变，我们再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一、伏羲、女娲的祖籍
中华民族始祖女娲、伏羲的祖籍，全国各地都在争，其实都用不着争。因为女娲、伏羲代表一个时代，出现过许多女娲、伏羲。许倬云为郭大顺《追寻五帝：揭开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②一书作序时说：“古代族群众多，每一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祖先祠、英雄谱。在不断地融合与重组过程中，这些记忆中的重要形象，也必须重加编排，以建构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或者解释其接受与排斥的理由。”正因为如此，势必出现不同的“五帝”系统，而“不同的‘五帝’系统，可能是在不同情景下，将那些与核心有关联，却又不是核心直系的古代族群，以其英雄或祖先亲族，排列为一群可以接受，但又不必然是祖先的英雄谱系。”根据“古代族群众多，每一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祖先祠、英雄谱”的原理，女娲、伏羲是古人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的称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出现若干个女娲、伏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二、女娲、伏羲的传说背景
对于女娲、伏羲的传说及其真伪，“疑古派”没有将它破坏掉，而考古学和历史学又没有将其建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对历史的记忆，是在汉代封建、统一、集权的思想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到现在两千多年了，是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观念，我们今天只能比过去更进一步地去认识这一特定的时代。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同著史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和意识形态是难以分开的。女娲、伏羲传说的兴起在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东周，也就是春秋和战国，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王纲不振，诸侯当道，先后产生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分封建国的宗法制度面临土崩瓦解，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当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们讨论的话题。因此，这时相应地出现了诸子百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家们在鼓吹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同时，不免都要先从历史的源头和历史发展的轨迹说起，但在当时还没有历史典籍，“前尘往事”主要靠“口口相传”，这就产生了“传说时代”。传说是对过去的记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传说时代”荒诞不经，而是要透过荒诞不经的背后复原其早已湮灭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因为我们确信，这也是历史。
女娲、伏羲是战国时代人们对中华民族始祖的认识。“伏羲”首次出现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即伏羲氏）这是“八卦”起源史，也是一篇当时认识的古代史。继伏羲氏之后，“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神农氏即炎帝。《系辞》是“十翼”之一，其学说本于孔子，成于孔子后学之手。由此可见，这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古代史的认识。
“女娲”首次见于屈原《楚辞•天问》中：“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天问》是屈原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的一篇文学作品，也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是指楚地的歌辞，在节奏和韵律上都不可能是当时的白话，而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表达上又不做更多语言铺垫的歌咏。既然人是由女娲制造出来的，那么女娲自己又是谁制造出来的呢？这就同“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有个“女娲”，已经是战国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常识了。
三、女娲、伏羲的时代
先说晚于女娲、伏羲的五帝时代。汉代司马迁写了《史记·五帝本纪》，那是他所认识的五帝时代。五帝时代以前的事情，在他看来无法考证，便没有写，但不是没有这一段的历史。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还不足一百年，但考古工作者自觉挑起了用考古材料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重担，《中国远古时代》就是其硕果③。主编苏秉琦先生在“序言”中指出：“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的说法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不见得都是虚构。”他综合研究了仰韶文化和夏文化后认为：“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文化”，接着又分析了《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打败炎帝、擒杀蚩尤的历史：“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时代的上限就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按照《周易·系辞》的说法，“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和“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则早于五帝时代的女娲、伏羲和神农氏，当是距今5500年以前的神话人物了。
《周易•系辞下》说伏羲“始作八卦”。“八卦”是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朴素认识，也可以说是一种记事的符号，是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后来才被用作卜筮符号。既然已经有了“水”了，为何还有“泽”？却是没有江、河。湖泊、沼泽一类的水积聚的地方曰“泽”，当时分布很多。而现代意义上的“河”可能当时尚未形成。伏羲比神农氏“斵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农业起源要早一些。据薛新民研究，我国“粟作农业起源时间在大理冰期消退以后，具体年代距今约11000年左右” ④，那么，伏羲时代当早于距今11000年。
《天问》传说中的女娲，正处于《吕氏春秋·恃君》所谓的“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退进揖让之礼”的时代了。“知母不知父”即母系氏族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根据民族学的材料，从弓箭的发明开始，人类进入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在婚姻上实行不同集团之间的族外婚，有可能产生对偶制家庭，当然是“知母不知父”了。“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有些地方刚刚到达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山西朔州市以细小石制品为主要特征的峙峪遗址⑤，距今28940±1370年，已经出现了数量不多但制作精致的石镞，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弓箭，也进入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婚姻上实行不同集团之间的族外婚。所以，女娲时代应是距今三万年以来的事。
四、女娲、伏羲的影子
伏羲时代当早于距今11000年，女娲时代距今已达三万年。这是我们需要树立的两个时间概念。那时，正值第四纪冰川大理冰期，约在3万年前，比今天气温低10度左右。1.9万年以前气温开始回升，1.5万年以前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到1.2万年前相当于今天的温度。1.5～1.2万年间称为晚冰期，冰河消融形成水患，人们只能在山麓、丘陵、河流旁高地过着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此后进入冰后期，气温继续上升，雨水增多，湖泊、沼泽面积加大⑥。女娲补天当与此不无关系；而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事，是与八卦之中的“泽”就是广泛分布着的湖泊、沼泽相应而生的。
女娲补天再不要跟尧遭洪水、大禹治之的那次洪水联系起来。“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 ⑦人们“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 ⑧洪水使平原地区沼泽化，阻止了人类向平原地区迁徙的步伐，迫使人们退居山麓、丘陵地带以及河谷两侧的高地，以渔猎、采集为生，这时有可能产生了原始农业。农业的起源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看来女娲、伏羲时代，应在距今30000年到11000年，涌现出无数个女娲、伏羲。这些女娲、伏羲谱写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最早时期的历史，成功实现了旧、新石器之间的飞跃。“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女娲、伏羲们开始起步的。
五、秦汉以来女娲、伏羲的传说
《淮南子》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与其门客共同撰写，成书于公元前142——141年，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献给朝廷。这本书里又多了一个动人的传说，就是女娲补天。《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可见西汉关于女娲的传说方兴未艾。从这里也能看出，女娲补天实际上是由补天、断鳌、杀黑龙、止淫水四件事构成的。《淮南子•天问训》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铺垫了“共工与颛顼争帝”的背景，到了东汉王充（27年～97年）又在《论衡•谈天篇》中对补天、断鳌增加了神话色彩：“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这就突出了补天。
关于女娲与伏羲的关系。东汉高诱在《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一句下注：“女娲阴帝，佐虙戏治者也。”认为女娲、伏羲（虙戏）是同一时期的人。清人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记载：“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这里认为他们俩先是兄妹，后来就变成夫妻了。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画，最上部中间是人首龙身盘曲的神人。有人认为他们是伏羲或女娲。东汉时期全国各地画像石中他们俩的形象就多了，都是腰以上做人形，腰以下蛇躯缠绕交尾。这个故事在唐代李冗的《独异志》中就变成“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关于女娲造人。《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义》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於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女娲是女性，女性产子天经地义，女娲造人这个传说一点也不奇怪。至于《路史》中说“伏羲正姓氏”和《绎史》卷三引《古史考》说“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那是似是而非谁得知的事情，就看怎么理解了。倒是传西汉伏胜的《尚书大传》和东汉班固的《白虎通》等书，都把伏羲列为三皇之一。说到底，这是秦汉以来对人类起源和女娲、伏羲的认识。
秦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汉继承下来，对中国古史观产生积极的影响。汉初，“文景之治”时期“黄老之学”盛行。武帝即位后，在公元前134年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直到清末。儒家思想的长盛不衰，也使《周易·系辞下》关于伏羲的概念深入人心。这是对此问题认识的前提。
六、吉县人祖山的女娲、伏羲
吉县人祖山也有女娲、伏羲的传说，是很正常的。但与全国各地相比，这里有更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山西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山麓、丘陵、盆地等组成多变的地形，气候也就不同，自然而然地就可以避免大面积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我们在前面说过，进入晚冰期以后，冰河消融形成水患，人们只能在山麓、丘陵、河流旁高地过着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而处于吕梁山南部的人祖山及其周围地区正好具备这些自然条件。地不藏宝，在人祖山附近就发现了吉县柿子滩遗址群，为当地女娲、伏羲的传说提供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就是说这里的女娲、伏羲的事迹不再仅限于传说了。柿子滩遗址群位于吉县城关西南15公里的清水河畔，西距黄河2公里，1980年发现并试掘⑨。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在当地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新发现25处旧石器地点以及一个中心遗址区⑩，发掘发现10余处人类用火遗迹，上万件石制品，石镞、石磨盘、石磨棒等。特别是蚌壳、动物骨头、鸵鸟蛋皮三种质地的穿孔装饰品（蚌质穿孔装饰品，两孔并列，单向穿孔，有点像儿童的脸；另外两件穿孔蚌壳都是在铰合部突出的部分磨出穿孔），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的海蚶壳类似。另外还发现了用骨骼和鸵鸟蛋皮制作的穿孔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将距今2万年到1万年间柿子滩人的审美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石镞也已经出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发明了弓箭。更重要的是，遗址西北侧石崖南端“岩棚”下，还有两方以赤铁矿的赭红色所绘的岩画，虽因年深日久风化严重，但尚能依稀可见。一方被有的学者称为“女娲”的岩画，是目前国内旧石器遗址之仅见。而位于蒲县薛关镇西约1公里的昕水河右岸的薛关遗址，于1964年发现，1980年发掘⑪，年代为距今13550年左右，与柿子滩遗址群同时，文化性质也相同。柿子滩遗址群在人祖山之南，薛关在人祖山东北，相距不远。同时，调查发现相同于柿子滩遗址群的遗址和地点，在人祖山周围还有十几处，其中水獭坪和造化坪，就分别位于人祖山主峰南北。上述这些实证，在争先恐后地争夺女娲、伏羲祖籍的今天，其他地方是很难具备的，这也是考古学与神话和传说时代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个节点。这一点，吉县人祖山应该有这个自信。以这个自信为基础，就能做好一系列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从而提升人祖山的历史地位。
在我和阎金铸先生合撰的《人祖山，中国文明之源》一书里⑫，对人祖山及其周围地区距今2～1万年的柿子滩遗址群，一直到距今6400～5400年的西阴文化，都有比较详细的释读，不妨参考。正是吕梁山区先民们以其创造智慧，不断积蓄力量，才实现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伟大进步，这一支人类部族才走出山区，在广袤的平川上迈开了奔向文明的征程。
2011年4月3日
【注释】
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
②郭大顺《追寻五帝：揭开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③苏秉琦主编《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④⑥薛新民等《中原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
⑤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1期）
⑦《吕氏春秋·爱类篇》
⑧《墨子·辞过篇》
⑨解希恭等《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3期）
⑩赵静芳《清水河畔的篝火——吉县柿子滩人社会生活一瞥》（山西省博物院等编《发现山西——考古人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⑪王向前等《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⑫田建文 阎金铸《人祖山——中国文明之源》（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