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千年文明不间断的一个伟大民族，应该了解自己民族的远古历史，了解自己民族的形成、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了解自己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影响和贡献。
为此，我国史学界近年来，在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之后，又展开了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这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伟大的工程，它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而闻名于世。
人祖山文化的研究和开发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具体行动，是远见卓识之举。它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它的旅游价值也是得天独厚，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所以，大手笔、高标准地把人祖山打造成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球黄色人种寻根、祭祖、顶礼膜拜的圣地，就成为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历史性任务。
一、人祖山涵义解读
人祖山在历史上有多种叫法，据李思义先生考证，人祖山曾有过多种称谓：风山、吉山、庖山、空同山、壶口山、平山以及现在的吕梁山（南部）。据说这座山在汉代初期就有了人祖山的名称。所不同的是风山、空同山、壶口山、平山、吕梁山等都是以自然特点而命名的，而人祖山、吉山、庖山具有人文色彩，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人祖”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名词，人祖山的名字本身就非常响亮、好听、好记、好理解，一语就道破本质。但是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则要花费一番功夫，进行实地的考察研究，深入了解才有可能做到。这正是文化旅游的魅力和特点所在。
就目前的现状而言，能称得起“人祖山”的，或可以冠之“人祖”之名的，大概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此山的形状与某历史大人物的外形相似。如在新疆某地发现的“毛公山”，因山头与山头间的外形，远看恰似毛泽东仰卧时的头像而得名。又如中条山永济境内的道教名山“五老峰”，远看五座山峰像五位老人坐在那里一样，活灵活现，因而得名。还有浙江某地一座山上有一块巨石，其外形很像道教里的太上老君的形象，因此得名“老君山”。当然，还有人造的，像郑州的“二帝山”，就是在一座山崖上造了黄帝和炎帝两座巨像而得名等等。
第二种情况是，在山中有天然生成的山洞或石笋，其外形酷似男女的生殖器而称为人祖山。很明显，这是远古时期人们无法科学解释生育现象而产生的一种生殖器崇拜。这种情况在全国有几例，其中尤以云南某地最出名。
第三种情况是，山中并无特殊的标志，而是与三皇五帝或是其它神灵中的大人物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而得名。如河南某地的伏羲山、湖南某地的神农山，以及山西晋中的关帝山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就是吉县的人祖山。人祖山虽然也有石阴和石毬，但并不显著；它的山形并不明确地像某位人祖人物；也没有直接点出某位和此山有直接关系的人物，而只是笼统地称为“人祖”。这种定位看似模糊、不确定，实则很准确，很科学。因为在中华民族远古祖先中能称得起人祖的，只有一位，不可能是多位。这就让人们去寻找，去定位，哪一位先人是真正的人祖？这就留下了人们推理想象的空间。
我认为吉县人祖山的“人祖”，只能是“三皇五帝”的“三皇”之一的女娲，而不是女娲和伏羲两人，更不是多人。因为女娲是母系氏族社会女娲部落的首领，后由于部落壮大，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女娲就成了具有最高权威的氏族社会的女性君王——后土。“后”是最高权威的女性君王的称谓，“土”即母，“后土”可以解释为母系社会最具权威的受人尊敬的老祖母。而这位最具权威、最受尊敬的老祖母就是女娲。具体到伏羲的出现已是母系社会晚期，父系社会萌芽时的产物，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祖。这一点已为柿子滩发现的不同时期的岩画所证明。据阎雅梅女士考证，象征伏羲太阳神的岩刻要比象征女娲补天造人的岩画晚得多。当然，若从置婚姻、男女结合、繁衍后代的角度看，女娲和伏羲同称为人祖，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至于“三皇五帝”中的其他几位就更没有这个资格了。问题很明显，“三皇五帝”中的其他几位，多数都只知道是谁所生，但不知其父是谁，一般以感月而孕、履足而孕、吞鸟卵而孕等来解释。很明显，那时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风。
我们认为，真正的人祖应从早于父系社会的母系社会中去寻找，那么，只有后土女娲当之无愧。这一点已被人祖山地区以及周边数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大量传说、数千处人祖遗迹、遗存以及众多古文献的记载予以证实。因此，吉县人祖山，实质上是吉县人祖女娲山。即远古女娲部落的发祥地，母系氏族社会的发祥地。后土女娲是名副其实的华夏始祖，东方圣母。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不仅人祖山充满了“人祖”的色彩，就是“吉县”的得名也与此有关。“吉”地的命名与甲骨文中关于“吉方”的记载有关，年代久远已不可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吉县的“吉”字是从“人祖”而来，是远古先民的生殖器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结果。据《唐汉解字》一书的作者唐汉先生考证：“吉”字在甲骨文中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化，它的读音至今还保留着生殖器崇拜的原始痕迹，如把男性生殖器称为“鸡巴”等。
在千万年的动物进化过程中，为了使雌雄分体的动物，包括人类在内，乐于性交以达到种族繁衍的目的，大自然十分巧妙地为它们设置了“快感”这一诱果，以使人们乐此不疲。因而，《说文解字》将“吉”字释为“善也”，意思是指喜爱、欢乐。显而易见，“吉”字的造形和释义，首先在于它的性交过程中的快感，其次才是性交结果的生殖、繁衍功能。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当性交和生育成为个人的“私行”时，也就是说，人口的基数已扩大到一定的规模，其多寡不再关系到氏族群体的生死存亡时，“吉”字的原始本意便逐渐消亡，演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吉利”、“吉祥”、“大吉”、“吉日”等，添加了对事物的美好追求、向往心想事成之类的新含义。但“吉”字的发音仍在俗语（如“鸡巴”）中得到保留。这是我们智慧的祖先，用信息传递着远古文明，记录着远古先民活动足迹的一个例证。
作上述这样的解读，毫无贬低吉县之意。而恰恰相反，这更增加了“人祖山”，乃至“吉县”的神秘色彩，增加了“人祖山”和“吉县”深厚的文化内涵，增加了“人祖山”和“吉县”作为中华远古文明发祥地的可信度和无可替代性。
二、柿子滩考古的重大发现
我国考古界公布的“2001年十大新闻”之首就是柿子滩考古的重大发现。这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远古先民生活的再现，是史前文化发掘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的岩画，使流传万年的美丽传说有可能成为史实。这更成为轰动国内外的特大新闻。所有这一切我们要感谢阎金铸先生，正是他凭着职业的敏感和执着的精神，发现并发掘了这一重要遗址。应该说，这一发现为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这之后，阎金铸先生并没有停歇，他又和我国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继续寻找与柿子滩同期或稍晚时期的遗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在柿子滩周边的吉县、大宁、乡宁、永和等四个县、70多个地点又找到了多处遗址，寻得各种细石器实物数千余件，极大地丰富了柿子滩考古的文化内涵。
我们从柿子滩及其周边的考古重大发现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柿子滩先民来自于人祖山，柿子滩文化是人祖山文化的继续。根据专家的考证，人祖山文化始于地球最后一次冰河期的后期，那时由于冰河融化，洪水泛滥，先民们只好奔向高山，钻进山洞，以采集和狩猎为生。随着洪水的逐渐退去，先民们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有可能从高山到山涧，从山涧到平川。在10000——8000多年前，晋陕地区应该是气候湿润、河汊纵横，黄河水势平稳，水草丰美的地域。那时的瀑布也不在壶口，应该在现在的禹门口，禹门口以上的黄河段可能应该是“高峡出平湖”的相对平静的河面。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孕育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
先民们从高山到平川，从采摘狩猎到捕鱼，再到养殖种植，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柿子滩先民来自人祖山，柿子滩文明是人祖山文明的继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也凸显了人祖山作为发祥地的特点。
第二，从柿子滩遗址的发现到周边若干遗址的发掘，都说明柿子滩先民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部落，它已和周边部落构成了一个氏族社会群体，已经产生了氏族社会里最具权威的女性君王——后土。这个女性君王应该和人祖山时期的女娲一脉相承，也就是说这个氏族社会的最高首领是女娲，是人祖山女娲的继续。
第三，由于细石器及新石器的出现，先民们的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有了剩余的食物，可以养育更多的儿女，这时以女娲为首领的氏族社会有可能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无论怎样发展和进步，都不可否认人祖山、柿子滩是人类文明摇篮的巨大作用。
此外，在柿子滩发现的岩画中还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
一个细节是把女娲补天和造人用一幅画表现，体现了先民们高超的抽象艺术水平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岩画中将天、地、人融为一体，显示了先民们的创造意识，在岩画中人物丰满的乳房和十分夸张的女性外阴，说明了先民们对女性生殖的崇拜。整幅岩画向人们传递着先民们对民族之母——后土女娲，对战胜自然灾害，对孕育子女的无限崇拜。应该说，这就是那个时期先民们的精神生活。
另一个细节是，从岩画的色泽中透露出先民们对红色的崇拜。岩画是用赤铁矿红色粉末绘画而成。据专家们分析，这与生殖崇拜有关。女性的经血来潮，分娩时新生儿女带着母亲的血肉降生，因而产生了对红色血液的崇拜。这实际上还是对生殖的崇拜，对伟大母亲的崇拜。这种现象在远古先民的绘画和雕塑、制陶中比较普遍。就连我们公认的人文始祖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群体，都是以象征红色的“炎”和象征红黄色的“黄”来命名，说明他们是后土女娲的子孙，还留有母亲崇拜、生殖崇拜的烙印。我们现代有许多人也是喜欢红、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讲，同样是受到这种远古红色崇拜遗风的影响。
三、河东遗址遗存的有力印证
随着女娲部落的生息繁衍，发展壮大，以人祖山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散。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先民沿黄河向北进发，寻找更适宜居住的生息繁衍之地；也可能有一部分先民在冬季黄河冰封之期，越冰而过向西北方向挺进，寻找更为理想的栖息地；还可能有一部分先民向东越过层层山脉向汾河流域进发，到达现在的洪洞、赵城一带，至今那里的民间还有关于女娲的许多传说，还有女娲庙，以及女娲陵；还可能其中一部分先民继续向其他方向进发，走出太行，到达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然而更多的先民则是向南迁徙，走下人祖山（吕梁山）向南，进入一望无际的、数千平方公里的汾渭平原。这里有黄河从中流过，由于在禹门口处形成瀑布，主河道上水流平缓，加之到了平原，水面宽阔，水草更加丰美，各种猎物和鱼类较多，要比人祖山、黄河滩头更适宜先民们的生息。大批的先民随女娲在这里形成了女娲部落的中心。
在汾渭平原的黄河东岸有三处遗存需要加以介绍：
一是河津城西约10里处的高禖庙
据文献记载，高禖就是女娲。女娲继补天、造人之后又创造了第三大功绩，即置婚姻，所以她又得到了高禖神的美誉。据了解，高禖庙在全国极为少见，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在全国还没发现以此命名的第二处庙宇。据史料记载，高禖庙所在地应该是远古时期的春社所在地，就是远古先民们每年相会相交往的所在地。现今的河津高禖庙由于黄河水面的扩大和倒岸已经是几经搬迁重建了，但原始风貌和文化内涵则始终没变。
高禖庙的正殿供奉的是高禖神女娲娘娘，副殿偏廊配飨的是稷王弃和大禹，这充分显示了高禖神的高贵。在壁画中还有汉武帝的祭祀图，说明此庙最初的建筑年代至少也应该在汉武帝祭祀之前，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汉武帝何时到过这里，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汉武帝七次在汾阴脽上祭拜后土中的某一次，他来到了这里，因为这里距离后土祠仅百里之遥。
二是万荣汾阴脽上的后土祠
后土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家宗祠。有文献记载，早在汉文帝时，朝廷就有过动议，历时四年，到汉武帝时建成。汉武帝还为此写了千古绝唱的《秋风辞》。最初的后土祠建在汾阴脽上黄帝当年“扫地为坛”祭祀后土女娲的地方。这里“扫地为坛”的“扫”是祭祀的意思，“地”即母，就是后土女娲，说明黄帝当年在这里建坛祭祀后土女娲。我们现在清明节扫墓，还在沿用“扫”的这种祭祀的含义。
汉武帝在后土祠建成后，他每隔三年来祭祀一次，先后曾亲自来过七次，可见其对人祖后土女娲的虔诚。汉武帝之后的历代帝王多有效法，特别是宋神宗曾大规模地扩建后土祠，占地面积达到999亩，是名副其实的“海内祠庙之冠”。宋真宗还把后土祠当作他的行宫，有一次在这里住了一年半。同时，还将他伯父赵匡胤、父亲赵光义两位皇帝作为后土祠正殿人祖——后土女娲娘娘的配飨，一并祭祀，还亲自撰写并书丹了“配飨铭”，展示了后土女娲至高无上的人祖地位和他对人祖后土女娲的虔诚。
三是因女娲陵而得名的芮城风陵渡
黄河风陵渡是大河的转折处。黄河从这里终止了南下，而是转头向东直奔勃海而去。风陵渡的东岸有个巨大的土丘名叫凤凰咀，又名黄帝城，传说黄帝战蚩尤时曾在此屯过兵。对面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陕西潼关。这里的渡口，就是著名的风陵渡。
风陵渡的得名，是因为这里曾有女娲陵。据山西和陕西府志记载，古代在黄河转折处的河中心地带，曾有一个巨大的河中岛。岛上有一个高高耸起的土丘，相传那就是女娲的陵。因女娲来自风山，在定姓氏时往往以最初的聚居地而得姓，因此，女娲风姓。女娲陵，也叫风陵。风陵渡也就因风陵而得名。风陵渡最初得名在何时，已难以考证，但它和风姓相联系，可见这个命名的古老。
关于风陵渡的命名，有不少人认为是因为黄帝的一位大臣风后葬于此而得名。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风后在一些文献上记载得很清楚，是海隅人，即今运城盐湖西岸人。那里至今还保留有关他的一些遗存。风后作为黄帝的主要大臣，在战蚩尤的大战中立了大功，据说指南车就是他发明的。风后的一生多在河东一带活动，死后葬在黄帝城，即凤凰咀边。前多年风后的后裔还出资对风后墓进行了整修，现保存完好。
我国古代有定制，只有帝王的冢才能称为“陵”。其他人死后的墓地只能称“墓”或“坟”。这就像祭祀祖先的地方是“祠”，道家用“庙”、“观”，佛家用“寺”、“庵”等一样。彼此间是不能混用，更不能错用的。风后是大臣，他的墓不能称“陵”。就像我们谈到汾黄交汇处的汾阴脽上那块古代存在的象臀部形状的土堆，相传是女娲“捏黄土以造人”之处一样，不能因为黄河转折处的河中巨大土丘——风陵历经数千年的河水冲刷而荡然无存，因此就否定它的历史存在，从而张冠李戴，附会到别人头上去。
人祖女娲从吉县人祖山发祥，往南数百里，到风陵渡逝去。她孕育了中华民族，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创世说。她的伟大历史功绩将被载入人类史册。她的子孙沿着她的足迹继续东进、南下，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中华儿女都不能忘记，他们的根在黄河摇篮，在河东大地，在吉县人祖山；他们的祖是伟大的东方圣母——后土女娲。
【作者简介】
杨洪杰——中国华夏文化交流学会山西分会会长、运城市后土文化研究会顾问
(责任编辑：亿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