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并不是单纯依靠研究史料得出历史的一门学科，考古学、神话传说等也应该包括在内。尤其是远古时代，或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保留到今天有许多神话传说，有人称之为“创世纪神话”。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等都属于反映这个时代的作品。国外也有，如美国民族学家L.H.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每个时代又各分三个阶段，其中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人类度过的漫长幼年时期。那时人类以采集野生植物为生，还不会用火，但已经产生分节语；开始使用火则进入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了。此时已经产生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公社，仍实行落后的“群婚”制；到了不同氏族之间有了族外婚，才可能产生对偶制家庭，这时的人类就进入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了，部落在此时也出现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伏羲时代，从记载的事迹来看，应是人类处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末期与高级阶段初期，也就是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人称为细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为止，距今约在一万年以前。
为什么中国有很多伏羲、女娲的故里、庙宇呢？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距今四千多年前治水有功的大禹吧。“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大禹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前来贡献玉帛的诸侯国就有“万国”。当然“万国”是虚指其多，一个“国”就是一个政治单位。各地形成“国”的背景不同，有按族群（亲缘）和按地域（地缘）等多种，何况早于大禹六千多年女娲、伏羲时代，那时有多少个母系部落，就会有多少个经历从“群婚”到“对偶婚”的“女娲、伏羲时代”的传说。随着中国上古时期由部落到方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依次逐步统一过程，直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即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战国时期的史料，才统一到女娲、伏羲层面上来，因而全国出现了若干女娲、伏羲们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山西吉县在承载女娲、伏羲文化方面之所以具有特殊地位，是因为那里除了有女娲、伏羲的神话传说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与女娲、伏羲神话传说相对应的柿子滩遗址群（也称为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还有以神话传说命名的庖山以及由庖山改称的人祖山，而且自古及今人祖山对女娲、伏羲的祭祀活动不曾废弃。
一
柿子滩遗址于1980年发现并发掘①。当时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在遗址中只有少量分布，当年发掘仅见12件粗壮石器和一件槽形砾石，原报告说“时代至早不可能超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时限”；上层文化则有一千八百余件细石器。现在人们常说的柿子滩遗址文化，除非特意指出的外，一般都指上层文化。其上层文化，据1993年北京大学采集的标本经碳14加速器质谱测年数据定为距今16000～10000年②。
以1980年考古发掘工作地点为基础，2000年又调查发现了一些同时代地点，前后共有25个地点，组成了柿子滩遗址群③。1980年发现的为第一地点（S1）。2001到2005年三次发掘了第九地点（S9）④，发现一处人类用火遗迹和细石器、石磨盘、石磨棒等，以及穿孔装饰品七千多件。其中第3层中“发现保存较好的人工用火遗迹，中心灰色和黑灰色灰烬烧结成块状，在直径0.2米的范围内集中分布。石制品、烧骨、化石、烧土块、炭屑、蚌片等遗迹面内普遍分布”（《发掘报告》）。用火遗迹中心的炭块测年结果，为距今8340±130年。而第4层中出土的装饰品、石磨盘、石磨棒、研磨石和颜料则说明，越靠上的层位形成越晚，这是地层堆积的普遍原理。这就说明发现石磨盘、石磨棒的第4层要早于距今8340±130年的第3层，充其量与第3层同时。
柿子滩遗址第4层除发现石磨盘、石磨棒外，还发现与石磨盘相类的用于研磨颜料的研磨石。1980年的发掘中也发现了研磨石，正如第9地点（S9）原报告的“余论”所说，“S9地点也出土有研磨石和表面有摩擦痕迹小块颜料，所以此石磨盘虽表面无颜料痕迹，但有可能用于颜料研磨（具体需经实验室取样鉴定）。但S9地点的石磨盘表面并不平坦，它沿长径的两边向中心呈马鞍形凹入，表面还均匀分布着0.5厘米不等的小窝，表明长时间大面积平行摩擦所致，可能与截面接近三角形的石磨棒配套使用。推测石磨盘和石磨棒可能用于加工带硬壳类物质并可能预示着柿子滩遗址已出现原始农业。”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⑤，经分析认为“组合物中的石磨盘、磨棒是粮食加工工具……根据以上对组合物不同用途分析，初步认为组合物的出土点可能是粮食加工的劳动场所”。就是说，柿子滩S9发掘地点第4层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也可证明种植农业已经在当地出现的事实。
再参考柿子滩遗址发掘第1地点（S1）1980年发掘报告中“柿子滩遗址的地质年代”一节提到的“最上部为一层黑垆土，大量的文化遗物即产于此层……根据陕西洛川剖面的碳十四年龄测定值为10000年，热发光年龄为8000±400年。据此，本遗址这层黑垆土亦应与上述者年龄相近，地质时代当为全新世之初，其底砾层应归入更新世晚期之末”。全新世之初，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逐渐变暖，才出现了距今约一万年前农耕的新石器时代，所以，第9地点（S9）第4层的形成当在距今一万年之内。这样的话，柿子滩遗址群既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遗存，又有1980年发掘的“上层文化”的遗迹遗存，和2001年以来发掘的第9地点（S9）第5层出土的一万年以前的大量细石器，也有第9地点（S9）第4层出土的进入一万年以石磨盘、石磨棒为重要代表的大量细石器。
柿子滩遗址群只是吕梁山南部山区的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蒲县、乡宁、大宁、永和等县相继都发现了文化性质与其相同的遗址。其中，蒲县薛关遗址于1980年发掘过⑥；吉县人祖山南侧的造化坪和北侧的水獭坪两个地点的发掘证明，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群为柿子滩人群的一部分。以吉县人祖山地域为代表的吕梁山南部地区既有神话传说，又有考古发现，从而把复杂的历史课题变得迎刃而解了。
人祖山附近的管头山海拔1470米，高祖山1509米，锦屏山1000米，风山1425米，以人祖山（主峰）最高，达1742.4米，当然是第一地标了。人祖山最早称“庖山”，假如别的氏族和人群辨识或称呼他们时，“庖山人家”当成为首选。
二
“伏羲”称谓，由于地区和年代不同，还出现了庖牺、宓羲、伏戏、牺皇、皇羲等很多别称，现在才统一到“伏羲”这一字面上来。人祖山主峰上现有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重修包山伏羲皇帝庙像碑记”碑、碑文已漫漶不清的“重修包山伏羲皇帝正庙之记”碑，方知这座山曾名包山，而“包”是“庖”的俗体字。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吉州志》有庖山演变为人祖山详细记载：“庖山，在州北三十里，迤北而上又三十里至于绝顶，上建伏羲庙。父老相传伏羲为人祖，又名人祖山。但旧碑传为庖羲氏故宫，未知孰是”。乾隆元年（1736年）《吉州全志》、光绪五年（1879年）《吉县志》的记载与上述记载大同小异。庖羲氏即庖牺氏的异体字，庖是庖厨，牺是牺牲。唐朝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按谯周《古史考》，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也。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由是观之，始画八卦、始制嫁娶、教民渔猎是伏羲的三大贡献。这是唐代历史学家的认识。
其实女娲、伏羲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最早已出现在西周时期史官记录的《周易》里。东汉应劭著的《风俗通义》中把女娲、伏羲列为三皇，另一位是神农；伏羲在《尚书大传》中也被列为三皇，另两位是燧人、神农。《战国策》中则将庖牺、神农、黄帝、尧、舜列为五帝。可见女娲、伏羲在古代先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种崇高地位由来已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⑦，“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少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女娲和伏羲就是这样的“万能的神”。近年来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江林昌把五帝时代早期之前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称为中国的巫术时代⑧：“在巫术时代，初民们相信万物有灵，万物运行有规律；只要通过一定的巫术仪式，便可以沟通神灵，控制自然。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尚不足以产生多余的产品，因而人人平等，神神平等，而且人神平等。人人都可以为巫通神，处处都可以施巫通神”。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庖山”与庖牺（伏羲），联为一体，构成了女娲、伏羲时代的人及其子孙祭祀他（她）们的目标所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三
发现柿子滩遗址群之后，吕梁山南部山区的古文化遗址相继被发现。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乡宁豁都峪东岸峪口村柏树沟两岸台地的第三级阶地的古土壤中⑨，采集到泥质红陶敛口钵和夹砂褐色罐等陶片，还有燧石类打制石器、石片、动物骨骼、红烧土块等。这些陶片结构不太紧密，是捏塑修整成形的，烧成温度较低。参考山西翼城枣园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400年之间），发现的陶片结构紧密，手工制作，烧成温度高的特点，断定柏树沟地层遗存年代为距今七千多年是没有问题的。2008年，与柿子滩相距仅30公里的乡宁平垣东柴圪垯发现了两件石磨盘⑩，相邻的驮腰坡村后弇遗址中也采集到枣园文化的陶器残片，东柴圪垯遗存的年代当与前者同时。
进入仰韶文化时代，柿子滩二级台地之上的三级台地分布着大量的仰韶遗址，如2003年发现的西村穆家咀新石器时代遗址⑪；同年发掘的吉县沟堡⑫遗址中1号房子出土的著名的“人面形器物”⑬（年代为距今5500年左右），穆家咀遗址发现的与襄汾县陶寺遗址相同的龙山文化遗存（最晚已经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几年的“西部考古”在吉县进行了拉网式调查，还发现了不少夏商时期遗址，如1983年在吉县上东村清理出一座商代晚期墓葬的上半部⑭。春秋时期，吉县已成了晋国的“屈”地，后来成为晋惠公的夷吾曾居守于此，故址在今吉县北十公里的麦城村。山西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古代文化一脉相承没有间断，所以祭祀女娲、伏羲的传统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1980年柿子滩遗址1号地点发现的两幅岩画，一为裸女图，一为狩猎格斗图或舞蹈图。前者有学者称为“女娲图”，对其形成年代，目前有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和距今五千多年的仰韶晚期时代两种意见。但无论哪一种意见，都无妨柿子滩人及其后裔为代表的人祖山先民自一万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在这里祭祀女娲和伏羲的事实。
四
2011年人祖庙清理工作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豆柄和筒瓦、汉唐到宋元时期的筒瓦和瓦当，以及明清瓦当和建筑构件、陶盏、瓷碗等等。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人祖山上不太适合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所以才有山上部落迁徒到山下柿子滩的事实。但人祖山的祭祀活动依旧存在，联系明代人在这里进行的祭祀活动的记载看，可以肯定，人祖山祭祀女娲与伏羲的活动自战国以来不曾间断 。
从“庖山”到“人祖山”这一名称的演变过程也见证了祭祀女娲、伏羲即人祖的兴盛情景。除前面提到的人祖山主峰上的两通石碑外，坐东向西的伏羲殿，外廊已不存在，现有用石碑改造而成的石柱础5个，其中3个有年号，分别为明洪武拾×年（1377～1386年）、正统二年（1437年）和正德×年（1506～1521年）；在伏羲殿西南部还清理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重修伏羲碑记”碑一座。在娲皇宫清理出的木函残片上发现书有“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题记，在女娲塑像的龙骨架上也有墨书“大明正德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天火烧庙堂□□九座，本年六月二十八日重修立木，丑时竖柱，戌时上梁太吉……六年皇帝身故，年月未尽，皇帝更唤（换）系嘉靖元年……前人流（留）下后人知”的题记（正德十五年即1520年）。这就告诉我们，明代正德十五年一场大火就烧了九座宫殿，在此之前，庖山上宫殿错落、人声鼎沸的程度可见一斑。现存有确切纪年的记载是明初洪武年间，“父老相传伏羲为人祖”（清康熙十二年《吉州志》）。这就使得“庖山”一名日渐不为人知，而人祖山则名声大振。人祖山主峰西麓的上、下造化坪，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块平地，相传女娲曾在这里抟土造人，附近的“育子沟”和女娲伏羲兄妹秉承天意结成夫妻所留下的关于“滚磨沟”、“穿针梁”等美丽的传说。这些传说里有多少真实性，虽然谁也说不清，但女娲、伏羲时代创造的人类史前文明确是这些传说的现实基础，则是真切无疑的。
特别要提及的是，这次人祖庙清理工作中，在娲皇宫里发现了6200年前的人骨，这很可能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装在娲皇塑像下木盒内的人骨的一部分。当时目睹过木盒上墨书题记的几位人士都说木盒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皇帝遗骨”字样。这就肯定了明代当地人相信或认为这就是“女娲遗骨”。6200年前我国北方地区正是仰韶时代的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时期，人祖山南部发掘的穆家咀、梁家河等遗址都有这一时代的文化遗存，客观上具备了提供娲皇宫内这一人骨的可能。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柿子滩、造化坪、水獭坪、东柴圪垯、梁家河、沟堡、穆家咀、上东村等遗址（墓葬）与人祖庙、“皇帝遗骨”、女娲岩画等“人祖”文化特征确有密切联系。正是有了以上这些从古到今的联系，才使得祭祀女娲、伏羲的活动成为当地的传统，也才有了明代以来以人祖女娲、伏羲来命名的人祖山。娲皇宫、伏羲殿全国有多处，然而只有吉县人祖山是绝无仅有的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相对应，且以“人祖”命名的一处，这正充分说明了人祖山是中华人祖最早的定居地，是人祖文化最早的诞生地之一。
2013—3—3
【参考文献】
①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②原思训等《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年代与文化研究》（《考古》1998年第6期）
③赵静芳《清水河畔的篝火——吉县柿子滩人社会生活一瞥》（山西省博物院等编《发现山西——考古人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④柿子滩考古队《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0期）
⑤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⑥王向前等《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⑧江林昌《论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以“绝地天通”“铸鼎象物”为例》《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
⑨山西省临汾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周倜、丁胜宏于2009年12月12日发现。
⑩2008年6月22日山西省乡宁县“首届戎子与晋文化研讨会”上曾经展出。
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县西村穆家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三晋考古》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
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县沟堡遗址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⑬田建文《五千年前的灶王奶奶》（《山西日报》2006年12月26日）
⑭阎金铸《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85年9期）
【作者简介】
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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