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人祖山文化遗产保护
黄河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考古学材料证明，在黄河中下游豫西、晋南一带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活动的核心地区。然而，在此之前的文明滥觞时期，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曾经有多个与黄河文明同期并进的早期文明，比如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和燕山地区的草原文明。在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中，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等，东北及燕山地区的红山文化，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那么，为什么只有黄河文明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黄河文明是怎样成为了延续至今的华夏文明的核心或主体？黄河文明形成的前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黄河文明在山西，抑或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这要从全球的视野，从人类文明产生的动力和背景，从黄河文明产生的前过程（萌芽）、过程（形成与发展）和后过程（传承）来看。
一、人类文明产生的动力和背景
人类文明产生的动力一定是来自它的社会性，而不是哪一个救世主。简单地说，人类的社会性使之具有一种天然的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过程。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上百万年的进化，人类在体质上完成了由猿到人的演化。随着最后冰期结束，气候变暖，人口急剧增加，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游猎采集走向了农耕定居。人类对水源和领地控制的欲望更加强烈。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大洪水导致人类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加剧。在这一大背景下，社会矛盾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促使人类从与自然的抗争转向了人类伦理（人与人关系）的思考。在社会结构上，由中小规模的部落、酋邦社会逐渐转向更大规模的国家社会。
二、神话与传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恒话题
世界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民族对他的过去和历史都怀有无尽的神秘感。因而，人之由来成为他们思考和探索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在进化论产生之前，所有有关人之由来的文字资料，包括口头传承文学都毫无例外地归结于神创论（创世神话与传说）。进化论和现代文明的出现，才让人类明白了，不是神创造了人，是人创造了神。
那么，是什么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在信息交流几乎隔绝的情况下，用不同语言创造了近乎相似的创世史，而且这些神话传说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呢？
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是一个精神爆发的时代。人类的文明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创业史、奋斗史，也是一部精神史诗。人类从苦难中提炼精神支撑，寻找前行的指路明灯。
有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2000-8000年间，人类曾遭受了一次全球性的“史前大洪水”，北大西洋巨大冰盖的融化曾使海平面大幅上升，全球性的“海侵”，使大片陆地消失。目前，全世界已知的关于这场大洪水的传说有600多则，包括玛雅、古罗马、古埃及、古希腊和中国的历史资料表明，五大洲各个不同国家、民族的传说中都保留着对一场大洪水的记忆。而从世界各地不同民族有关本民族文明起源的传说来看，这次毁灭性大灾难给人类造成的伤害、对人类心灵的撞击是非常深刻的。同时，这场大灾难加快了人类从荒蛮走向文明的步伐。
从东西方创世传说来看，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有一个或几个开天辟地的神人和先贤完成了创造人类、繁衍子孙、救苦救难的伟大创举，但二者还是有很多本质区别。中国的神话传说与西方神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具有宗教性、系统性和唯一性。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中，神话与传说不是一回事。中国的上古史是一个“人神杂糅”、现实与想象并济的口头传世史。中国的上古先贤传说并不像西方神话那样具有宗教性，多半是以“人化”的救世英雄形象存在于各类典籍中。一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进化论和西方神话引入之后，中国神话传说才试图以一种西方神话的面孔来对应。然而，无论东西方神话传说有无区别或区别有多大，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在展现人类与自然抗争的过程和人性的光辉，都给远古先贤赋予神奇的神或半神的能力，视为对人类童年的记忆与传承，视为教化后人勿忘先祖的需要。
三、黄河文明的前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河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无论你在哪里，都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河——伟大的黄河。更会想起那奔腾不息、激荡人心的壶口瀑布。那是因为黄河文明的文化基因深深地烙在所有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
黄河文明与其他古文明一样，同样伴随着人类苦难、部落战争和古代先贤三大要素。苦难和部落战争是一定存在过的。苦难首先来自于那个旷日持久的大洪水，海平面上升使得位于中国大陆第一台地的部落或酋邦，放弃了他们的家园和创造的文明向高处迁徙。位于第二台地的黄土高原前缘的晋南和豫西北，便成了中华早期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舞台。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所难免，导致部落战争频发。与此同时，治理水患、与自然抗争也成了人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古代先贤就是在这个时期分别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的。而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历史故事便成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文献资料中，黄河文明是以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黄河中部平原的夏商王朝为基点的。而考古资料表明，夏文化的核心区就在山西的夏县和河南的伊洛河流域。在夏之前，中国的史前文明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除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之外，还有多个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兴盛于公元前4500～公元前2250年间的红山文明和公元前3500～公元前2250年间的良渚文明。然而从分布的密度上看，晋南和豫西高地的遗址非常密集，而中原低地的遗址相对较少（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山西南部的遗址分别有2000处左右，而河南分别为800处和1000处左右）。
到了夏代，传说中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出现。而商代已经是一个能够被考古学证明的具有国家形态的社会。大型城址、墓地、青铜、玉器、文字的发现，都标志着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国家层面。黄河文明已经达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
四、为什么黄河文明和中国神话传说大多在山西
黄河文明发端于黄河中游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除了这个地域具有黄土高原前沿的优越地理位置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山西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资源，自古就有盐铁之乡的美称。“群趋于盐，以盐为聚”。历史典籍中，尧、舜、禹的都城都分布在河东盐池附近，这就说明食盐与文明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运城盐池在华夏文明的早期形成过程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在运城盐池之南的中条山北麓就有一个蚩尤村，而位于山西省最南端的风陵渡镇与此村相距50多公里。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和风后就是在这里打败了蚩尤。几年前，风陵渡开发区的党忠义先生将风陵渡附近的历史传说整理出版了一本《华夏始祖》，邀我作序。风陵渡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方不大，却保留了华夏民族文明起源的诸多传说。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几尽涵盖了华夏民族夏商以前文明滥觞时期的所有传说。我认为：历史传说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以口耳相授、世代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沃土之中。它有历史的成分，同时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朴实的科学观和历史观。人民群众为当地的山川河流增添了华夏民族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编写出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藉以教化子孙，传承历史。这也是那些文字出现以前发生的故事能够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然，黄河文明并非这些神话传说那么简单。它是由早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融合渗透逐渐创立起来的，是汇集了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许多早期文明的大集合。由于在夏商周三代以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黄河中游的晋陕豫三角地带一直是喜马拉雅山脉东侧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因此它代表了旧大陆东端最先进的文化。黄河文明正是在这里经过不断深化和锤炼而成熟、完善，进而得以闻名于世界的。
黄河文明的强盛自然地增强了自身文化的传承性，削弱了其它区域文明的传承路径。在国家、文字和文明起源的早期阶段，对历史记录的手段十分有限。特别是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是靠“口耳相授”、“世代相传”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在文字出现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上古史的记录也并不完整。中国上古传说没有一个统一的神话系统，没有一本专门论述的书籍。许多神话、传说是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早期古籍之中的。因此，笔者认为上古时期的很多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然而，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故事遍布大江南北，无论是三皇五帝，还是他们的功绩，在许多地方都有流传，以至于许多地名都与这些故事有关。而山西境内尤其多。
这种广泛分布的特征给传统神话的可信性和后期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笔者认为：从中国传统神话的产生、传承过程来看，它不具备唯一性，也没有排他性。它更大的功能在于传史。这是由“口承历史”的特性决定的。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把传承历史作为一种重大责任，并依托各地的山川地貌，将上古先贤的历史功绩“固化”下来，化“无形”于“有形”，增加了历史传播的广泛性，有利于历史的传承。这种方式不仅在人类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使用，而且延续到历史阶段。这种“口耳相授”、“世代相传”、藏史于民间的方式，虽然增加了历史传播的广泛性，但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它的流变性。
因此，唯只有地下遗存的文化遗迹才是历史的本真。黄河西岸，与吕梁山仅一河之隔的龙门镇禹门口西侧华子山腰的５～８万年前人类禹门洞穴遗址，和与之遥遥相望的吕梁山前沿乡宁西交口东岸梁的同类遗址的发现；以人祖山为中心的黄河、清水河（吉县）、昕水河（蒲县）、鄂河（乡宁）、芝河（永和）流域，即黄土高原第二台地前缘山间高地（海拔1000米左右）70多处旧石器晚期和众多仰韶文化遗址群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理清黄河文明的萌芽、形成、发展与传承脉络的佐证。诚如苏秉琦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的山西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构成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他指出：“这一地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若从新石器时代上溯到一万年前，那么，人祖山区域文化遗址的开发、保护就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区域之一。
五、吉县人祖山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人祖山位于吉县县城西北30公里，海拔1742米，西距壶口瀑布约20公里。这里山峦俊秀、沟壑幽深，有一望无际的天然森林，翠云起伏、绿浪翻涌。由于很早就有伏羲、女娲在这里活动的传说，遗留下许多历朝历代修建的如“娲皇宫”、“伏羲庙”等庙宇、庙龛遗迹200余座。因此，人祖山可以说是一座“文化遗产”之山，包括了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部分。
人祖山“文化遗产”的开发，也应当从这三方面考虑。
（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在当今高速发达的社会环境下，寻找一处天然环保、又具有文化韵味的旅游胜地十分不易。因此，人祖山旅游开发应当以 “自然遗产”保护为前提，为都市人打造一处清新自然的旅游去处。
（二）“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
人祖山的文化遗产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有关女娲、伏羲的传说，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祖山的根祖文化。而历朝历代在人祖山修建的女娲、伏羲庙宇等“物质文化遗产”是它的载体。因此，人祖山“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首先要修复有关的庙宇和遗迹，其次要进一步提炼这些上古“传说”的精神内涵，将祖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地质、考古旅游
人祖山有很好的地质、考古资源。人祖山是古代“吕梁运动”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经历了多次地质抬升的巨大变化，因而山川秀美、风景怡人，具有展示和解码地质变迁历史的功能和条件，适当开发可以形成很好的地质旅游景观。人祖山有两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存，还有大量历朝历代修建的寺观庙宇。这些都为人祖山的地质、考古旅游提供了必要条件。考古发掘是一种科学活动，对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祖山细石器遗存的考古发掘，应当将研究与展示并举，在发掘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考古科研基地，为公众提供一个接触考古、触摸历史的机会。此外，寺观庙宇的修复也同样具有考古展示的价值。在修复这些古代建筑之前，应当对其地基和布局进行一定的考古发掘；复建要尽量追求原址原貌，并适当保留一些古代建筑的原始构件，为普及公众的古建知识提供方便。
总之，人祖山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人文之山。人祖山旅游文化的开发对于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传承祖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1年4月7日
【作者简介】
王益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高评委委员
(责任编辑：亿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