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步的源头在哪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多数学者普遍认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认为世界六大文明之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其起源和发展历程呈现着多元性、区域性与不平衡的态势。考古学家提出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为主的四大文化区系，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中国史前文化既然是多元的，自然会是发展不平衡的，各地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不可能并驾齐驱，必然是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正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所说：各个源头的文化，其地位并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有次，黄河为主，长江次之，另有其他。各个源头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动态的交融、汇合，逐渐形成了一条主脉，延续至今。这就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华文明起源多元性的各个源头中，哪里为主，哪里为次？
对此，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山西晋南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论。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论及山西晋南新石器文化的价值时说：“这一地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6页）他还说:“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中华民族传统光芒所披之广、延续之长，都可追溯到文明初现的五千年前后。正是由于这个直根系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九十年代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完整的论证也是以这一地带为主要依据提出的。” “直根”论是相对于“总根系”或“侧根”而言的。这明确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是多元的，但其“直根”或者说是“主根”，是在黄河流域的山西晋南地区。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文明火花中，晋南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文明火花。山西吉县人祖山，就位于晋南西北部山区，正处在这个中华文明源头的“直根”或称“主根”地带之内。
人祖山，面积203平方公里，位于吉县城北30公里处，主峰海拔1742.4米。其上古历史文化大区域范围可包括吉县、乡宁、大宁、蒲县、隰县、永和、河津、稷山、新绛、襄汾、临汾市尧都区的西部山地，如今称之为“吕梁山南端。”这一地域多年来，我们以考古实物为依据，以典籍记载为佐证，以传说和民俗为参照，经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地考证与研究，认为：既然山西晋南是中华文明起源最早、最光亮的“直根”地区，那么位于这一“直根”地区西北部的吉县人祖山，则应该是中华文明起源最早、最光亮、最核心的“主根”之地。
一、揭秘千古神话的考古实证
数千年来，女娲和伏羲这两个名称，是历代华夏儿女普遍认同并崇敬的中华始祖。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口头传说和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记载中，她（他）们又是以神话形态深深地刻印在人们心目中的。那么，女娲、伏羲到底是神，还是人呢？
在我国数以万计的山脉中，唯一一座以“人祖”命名的就是人祖山。这座神奇、神秘、神圣的人祖山，为华夏儿女们传递着有关人祖的哪些古老的信息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诸多考古学家、文化学者30余年的艰辛努力，从吉县文管所原所长阎金铸先生在人祖山主峰南麓首次发现柿子滩古人类文化遗址开始，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石金鸣教授领队发掘柿子滩遗址，再到今天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指导下，对人祖庙文化遗存进行清理性探寻与考证，先后爆出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考古发现：
（一）柿子滩文化遗址
柿子滩遗址位于人祖山主峰南麓，黄河支流清水河下游，地处吉县东城乡南部。是阎金铸先生于1980年春帮助当地农民抗旱保麦时发现的。同时，在柿子滩的一处岩棚下，还发现了两幅由赤铁矿绘制的赭红色岩画，一幅裸女图、一幅鹿龙图。之后，又在其西面不远处发现了一幅舞蹈岩画和一幅手印岩画。当年，临汾市考古部门迅速组织了初步发掘。2000年，由山西省考古所、山西大学文博学院和吉县文管所组成考古队，由石金鸣教授带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拉网式调查和定量阶梯式探沟发掘。结果在1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25处旧石器地点和动物化石地点，发现了距今2.5-1万年间多个层面的古人类活动遗存。该遗址历经三次发掘，至目前，共发现相对集中的旷野类型用火遗迹300余处，出土文化遗物3万余件；81.4%的用火遗迹的中心和周围都集中分布有石制品和化石等原地埋藏的文化遗物；出土了近30件石磨盘、石磨棒和多种石器、骨器和蚌器工具。
考证表明，该遗址上文化层是典型细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它以历史悠久、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原地埋藏震动了国内考古界，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二）女娲岩画与伏羲岩刻
对于柿子滩遗址中发现的裸女图岩画，研究者根据柿子滩上文化层出土的用于研磨铁矿石的磨盘和赤铁矿，认为它出现的时间，与柿子滩上文化层当为同一时期。裸女图岩画，高20厘米，宽17厘米，头为圆形，顶梳双髻；两手平举向上，双乳饱满，下垂两侧；下腹与两腿连接处，有一圆孔，两腿肥大分开。裸女脚下有六个点；头上有七个点。对于这幅裸女岩画，诸多专家都做了考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天文考古学者冯时先生论证说：“此神人头顶上方的七颗星辰，是表示北斗星座的七颗星。”他还认为：这幅岩画表明“大约在距今万年左右，北斗七星大概已被先民奉为尊贵的天神了。”（《中国天文考古学》137页）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陆思贤、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李迪认为：这幅岩画“为人物星辰图”是“星人会于一体，具有天神兼地母的神格……此神人是当初柿子滩先民崇拜的至上天神。”（《天文考古通论》18—19页）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在《吉县女娲岩画考》一文中说：“这显然是一生育女神的形象。我认为这是一幅中华之母 —女娲的画像。”根据诸多专家的论述，我们认为，这幅裸女岩画当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亲眼所见的女娲形象的图像记载，是女娲的真实画像。所以，我们称之为“女娲岩画”。从文化溯源上讲，这幅岩画当是女娲时代远古先民对生殖崇拜、北斗崇拜、先祖崇拜和血液崇拜的见证。
此后，吉县文管所所长阎雅梅在距柿子滩以东10公里处的挂甲山下又发现一幅岩刻。画中人物形体高大魁伟，面像威严狞厉；身着古时帝王的服饰，特别是头上装饰的三根翎羽，当是最原始的皇冠，是太阳光芒的象征。阎雅梅所长根据郭沫若、李学勤、何新等学者对伏羲形象的论述，认为这幅岩刻是“伏羲岩刻”。伏羲岩刻的发现，目前在我国尚属首例。
（三）娲皇陵庙
人祖山主峰顶端有座古庙，俗称人祖庙。庙内碑刻记曰：“伏羲皇帝正庙。”山崖绝壁上镌刻着“伏羲崖”三个大字。该庙由“伏羲殿”和“娲皇宫”一高一低两座殿宇组成。“娲皇宫”又称“娲皇陵庙”，坐北向南，建于高处；“伏羲殿”坐东向西，地势比娲皇宫略低。女娲与伏羲两殿，如此同处一庙，坐向各异、地势高低不同的建筑格局，目前在全国还属仅见。山西省考古所田建文教授和阎金铸等专家经过反复考证，揭开了娲皇宫内文物遗存的真实面目：
1、修建年代：庙内出土的战国时期的1件陶豆柄和3块绳纹筒瓦残片，说明在战国时期这里已经是人们祭祀女娲、伏羲的场所。庙内出土的汉代“屋面散水石构件”，说明在汉代对该庙进行过重建。庙外背后依山体剔地雕凿而成的唐、宋时代连山碑石，碑体厚实高大，由龟趺、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组成，说明在唐、宋时代对陵庙进行过大规模修复。庙内出土的宋代1尊陶凤残件、多件瓦当，说明大宋年间对该庙再度重建。庙内曾清理出15片木箱残板，其中3片残板上分别以墨书写着“立木”时间为 “正统十一年”（1446年）、“大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嘉靖元年”（1522年），说明在明代对该庙进行过至少3次重修复建。庙内出土的还有清代瓷片、钱币，说明现存的娲皇宫残址，大部分属于明清两代的混合建筑。这些历代遗迹和文物证实：娲皇宫应是一座最晚始建于战国时代、历经多次重建又复修的建筑遗址。
2、陵庙位置：该陵庙位于人祖山主峰顶端的基岩上。经阎金铸考证，这是上古先民对部族最高首领死后的一种殡葬惯用礼制。陵者，山陵也。由于上古帝王死后多葬于山陵高处，所以，“陵”字后来引申为帝王修筑的高大庄严的墓地，合称“陵墓” 。其后，陵墓演变为宗庙。我们认为，可以称娲皇宫为“娲皇陵庙。”
3、构造形制：娲皇宫以山石为基，坐北向南，占地56.45平米。其整体结构同流行于殷商时代的陵墓一样，平面上建有方形的宫庙，前壁有与宫门等宽的甬道，呈“甲”字型布局；在现存陵庙的东南部，发现有磨蚀程度不一的4个“柱洞”和1条排水石槽。这都说明在战国甚至更远的年代古人在此不止一次地建过“享堂”。所谓“享堂”，是修建于墓上用以祭祀亡者的礼制建筑，俗称祠堂。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建筑考古学创立人杨鸿勋先生在《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一文中说：“在陵墓上建享堂估计是从西周开始、发展到战国而成为列国的通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132页）。娲皇陵庙内部，靠后墙中央设有“ㄇ”型尸床，床上正中砖砌方台，台上塑有女娲立像，其两侧各塑二个侍女。“ㄇ”型尸床下面空当处，原来存有装殓明朝人认为的“皇帝遗骨”的木箱，砖砌密封。后来被盗墓者盗挖，木箱已破损，遗骨大多失散。该陵庙的形制构造说明，它的前身应是娲皇墓，而后在墓上建过“享堂”，最后演变成为娲皇陵庙，历代成为当地人祭祀女娲的场所。
有专家考证认为，这里最早只有娲皇陵庙，伏羲殿属后来补建。这说明在上古母系社会，娲皇作为部落最高首领，地位高于伏羲。进入父系社会后，统治者为抬高伏羲的地位，将此庙改称伏羲皇帝正庙。这个遗迹，印证了人类社会先母系后父系的发展时序。该庙被命名为“伏羲皇帝正庙”有其极高的价值。一个“正”字，突显了它的特殊地位。在全国许多女娲、伏羲庙中，唯独这座人祖庙使用了“正”字，是“正宗”、“正本”的始祖陵庙。
《人祖山考古文化旅游开发鉴评听证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明确指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祭祀女娲的考古遗迹” 。
（四）明代人题记的“皇帝遗骨”（娲皇遗骨）
1984年，县文物管理所接到人祖庙被盗的消息，时任吉县副县长的原法宪同志带领阎金铸、李克敏、樊敬泽、侯来喜、马玉峰、马明恩、阎发云和一名公安战士共8人上人祖山考察，进入人祖庙。众人在娲皇宫娲皇塑像下看见一个被盗墓者挖开的方型洞。洞内外扔有几块破裂的木片，地上有一块黄绫子，一些骨骸散乱在黄土中。经大家捡收，约20多块骨骸，可辩认是人的头骨、指骨、脊椎骨、肋骨等。经过拼对木片，原来是一个比现今骨灰盒大些的木箱。箱上的墨书文字为：“大明正德十五年，天火烧了金山寺，皇帝遗骨流在此，十六年上梁立木……皇帝遗骨先人流下。”（大明正德十五年即1520年）原法宪、阎金铸记录了木箱上的文字。当时，国家尚未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大家的思维还停留在“女娲神话”的层面，谁也没有想到这些遗骨与女娲有关系，只捡起骨骸，包进黄绫，放入木箱，放归洞内。后来，盗墓者又多次挖掘人祖庙，该骨骸下落不明。
2011年8月13日至10月9日，在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的指导下，由临汾市文物局、吉县文物管理所和人祖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组成的人祖庙遗迹清理工作队，经过土石过筛，仔细查考，在娲皇宫内积土中发现人头骨、指骨等17块人骨，多块动物骨头和木函残片。后经阎金铸、马明恩等多人证实，1984年他们在娲皇宫内看见散落在地上的人骨，正是这样的人头骨。随后工作队将骨头送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C14年代测定，测定结果为：人头骨距今6200年，动物骨头距今2100——900年。《纪要》肯定：该“数据科学可靠” 。据北师大神话研究学者王增永先生考证，“皇帝始为女祖”的意思是说，“皇帝”最早是指女娲先祖。后来进入父系社会，男性成为最高统治者时，仍沿用了“皇帝”的称号。《纪要》还指出：“女娲可能首先是原始氏族的名号，同时也成为氏族首领的名号。在漫长的母系社会时代，绝不会只有一个‘女娲’。（明代人）题记中的‘皇帝遗骨’很可能是某代女娲或最后一代女娲的遗骨……这遗骨无疑是明朝正德年间的人们认同并崇拜的‘娲皇’遗骨。”
娲皇遗骨的发现说明,女娲是人,不是神。是中华民族实实在在的远古始祖。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各民族中的“创世始祖”，大多以各种优美的神话流传下来。自古以来，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探寻自己民族的“创世始祖”，皓首穷经，考寻终生，未得正果。时至目前，经过吉县四大领导班子、人祖山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耿世文先生及其员工们和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找到了有明代人文字题记的中华民族始祖的遗骨，把女娲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在是一件震古烁今、彪炳千秋的中华大事。
（五）伏羲画卦遗迹
在娲皇宫前面的悬崖边，有一块突兀高大、半边悬空的巨石。自古以来，当地人称之为女娲灵石，俗称“娲石”，又名“舍身崖。”在古人眼里，这是女娲灵魂的升天之门，故还有一个名称——“南天门” 。据阎金铸先生考证，这就是女娲献身的地方。
巨石顶部有上、下两个石面，分别凿有一圆一方两对石窝和一个类似围棋盘样子的网状图形；在下石面的圆窝之南，还有一个直径为3.3厘米的小石窝。这些遗迹历经年久风雨剥蚀，形貌苍古。阎金铸先生认为，这可能与古人观天测斗有关，也是表达远古先民拥有“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图像；是一部无字的“天书”，也是伏羲画卦之源；这应当与天文观测和“易”的起源有关。那个直径3.3厘米的小石窝，很有可能是古人用来测日观斗时竖立木杆的小柱洞。这块巨石的位置和古人凿刻的遗迹，都是先民们在此仰观苍穹，俯察大地，推演八卦继而发明天文历法功绩的形象展示。
又据研《易》学者耿世文先生考证及《吉州志》记载，人祖山周围曾有7座北极庙。在北房村还建有一座我国大陆唯一的北斗七星庙。这些庙宇至今仍有部分残迹遗存。据扬州大学贾学鸿博士在《‘庄子’书中山名的思考》中考释说，“最初的空同山指壶口山” 。（注：壶口山即人祖山）“司马云：‘当北斗下尔。’《尔雅》云：‘北戴斗极为空同。’”“古人认为，北斗是天界的中心，空同山上戴北斗，它是大地的中心，众山的中心。”这些考证，为我们探寻女娲、伏羲时代的先民们就在人祖山一带立杆测影，观天测斗，崇拜北斗，创造历法，开创农耕和畜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为伏羲八卦的起源地提供了依据。
二、最早最光亮最活跃的文明火花
“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紧密联系又截然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诸多因素的产生。“文明形成”是指文明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旧的社会行为结构，社会发展到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状态。文明形成不会是空中楼阁，之前必然有一个从孕育到发展的漫长过程。正如万事都有因果关系，“起源”是因，“形成”为果。
梳理整合人祖山先后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址、遗迹、遗存，对照古典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深感苏秉琦先生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中对山西晋南新石器文化价值的论述，字字珠玑，鞭辟入里，抓住了实质，切中了要点。位于山西晋南西北部山区的人祖山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精神两方面文明要素的产生与发展进程中，的确具有三个重要的主流地位：
（一）中华农耕文明的主源地
从人祖山考古发现来看，有万年前用于农业生产的石磨盘、磨石和石磨棒；还有大量用于种植和采集的细石器工具和用具。研究者从这些石器的表面，曾提取出许多植物淀粉遗存，说明这些石器是先民用以滚压、研磨大量采集的原始农作物的器具；证明万年前的人祖山先民已经开始了对野生农作物的采集与人工栽培，同时也开始了人工饲养动物，即已经从单纯的狩猎、采集向种植、畜养的农耕阶段转变。出土的石簇尖锐锋利，两翼对称，作为枪头，连接木杆，制成他们的弓箭和投枪。这两种生产工具的产生，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两种复合工具的出现，是人类对木料的性能已经初步掌握的标识。它延长了人的手臂，也开创了冷兵器的先河，进攻和防御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部族的守卫得到保障，狩猎的收获更加增多。柿子滩出土的药物造火器，证明这里的先民已经告别落后的钻木取火，采用了先进的取火方法。这个药物造火器长6.2厘米，宽3.2厘米，厚3厘米，是一块方形砂岩。其左侧厚处，有一道明显是人工制出的长2.5厘米、宽1.4厘米的长槽，槽内贮有淡红色物质；其另一侧有两个带烟火痕迹的v形小坑。1986年，山西师范大学化学系实验室曾对这件人工石器中淡红色遗留物，进行了化验分析，发现它的成分与现今不安全火柴的配方基本相同，即遇到碰撞马上起燃的物质，说明这是远古先民使用化学原料的造火石器。它的出现，可以说把中国的火药发明时间提前到万年之前。另外，柿子滩出土的灶台，说明那时的先民已经学会了“做饭”，至少是开始加工食物了。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同类型不同工艺加工的蚌壳与鸵鸟蛋装饰品、研磨石和颜料块等遗物，以及为制作饰品而加工成的钻孔工具细石叶，这些都反映了先民们的审美意识已经形成。
（二）中华传统精神文明生成的主根地
精神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应产生的社会文明基本方面，是人类在适应自然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是人类生存觉醒的表现与成就。它包括精神生产活动及其形成的伦理关系和民序良俗。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中华传统精神文明的起源，主要是指女娲、伏羲时代人类在人祖山地域的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哲学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孕育和形成。
1、中华婚育文明的起源地
打开人祖山考古发现的时间表来看，从2.5万年——1万年前的柿子滩女娲岩画，到6200年前的人祖庙娲皇宫中的“皇帝遗骨”，先后时差1.8万多年，说明女娲部族在这里居住生活了一代又一代。最初这片土地的“主人”——女娲被尊为至高权威的“老祖母” 。又据考古学证明，地球大约在1万8千年前的“间冰期”气候回暖，冰山解冻，造成低谷地带洪水泛滥。洪水迫使生活在平原的人类走向高山。这时，一支伏羲部族才从低洼地带的“雷泽”来到人祖山上，重开生路。于是，就迎来了女娲部族和伏羲部族在争斗中的大融合，从而推动了婚育文明的起源。两部落结为联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同辈男女之间互以兄妹、姐弟相待。史书记载女娲和伏羲皆为风姓，其实是指伏羲和女娲在风山（人祖山古称风山）上“设姓氏”、“置婚姻”时，因地设姓，而为风姓。女娲、伏羲两大部落同为风姓，先民们又亲如兄弟姐妹，这大概就是后人传为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缘由。对偶婚给女娲、伏羲两个部族带来划时代的进步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婚姻的形式又逐步告别对偶婚，开始向专偶婚转变。
婚育属于文明的范畴，是衡量人类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上古时代的人祖山，女娲们、伏羲们从无约束的血缘婚到“设姓氏”、“置婚姻”后的对偶婚、专偶婚的转变，说明先民们的行为规矩、伦理道德已经产生。那些最初的制约和规范，堪称中国历史上无文字时代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
2、八卦、《易经》的起源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创造之始首推《易经》。对于《易经》的起源，司马迁的《史记》明确记载：“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可见，大道之源还是要追溯到伏羲氏。几千年来，中国所有的“易”学著述都认为，源于伏羲八卦。近年来，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太极八卦的产生与北斗观测相关。北斗观测最佳的地理坐标范围应是：东经103°00′00″——123°00′00″，北纬35°15′00″——38°35′00″之间。而人祖山的坐标范围是：东经110°33′20″——110°43′01″，北纬36°10′01″——36°19′30″。人祖山恰恰就在这个范围之中，是伏羲在这里始画八卦的有力佐证。
3、中国远古祭祀文化起源地
祭祀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祭祀起于何时？从柿子滩遗址中的“女娲岩画”可知，距今2.5——1万年间，祭祀活动已在这里开始。先民们把女娲的画像画在岩石上,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是先祖女娲。人祖庙顶端的娲皇陵庙中“皇帝遗骨”和女娲灵石的设置格局，包括已经发现的2100—900年前的许多动物骨头，都是万年前祭祀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三）女娲、伏羲开创文明的主居地
近年来，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热潮的掀起，许多地方或引经据典，或靠风物传奇，不时地曝出一些伏羲、女娲的故居、故里、陵庙或遗迹来。据统计，全国（包括台湾）有50多处女娲、伏羲的故居、故里、陵庙、祠堂之类的遗址遗迹。这正说明女娲们、伏羲们的足迹的确曾经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各地的研究资料都十分珍贵。根据人祖山目前已有发现看，它在全国同类资源中具有四个唯一性：一是在全国大小山脉中，以“人祖山”命名者，仅此一处；二是有唯一的娲皇陵墓、遗骨、塑像、功绩遗存、文字题记（明代）等五位一体的遗迹；三是有唯一可与女娲、伏羲时代对应的柿子滩文化遗址群；四是有唯一的女娲岩画和伏羲岩刻。正如人祖山考古文化旅游鉴评听证会《纪要》指出：“专家们从人祖庙和柿子滩遗址的结合上基本肯定了人祖山文化遗存在全国同类资源中‘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扬帆起航于旧、新石器过渡时期，无论是起航的时间，还是显现出的文明程度，人祖山的女娲部族都遥遥领先于远古时代中华大地的其它女娲部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一万年祖源在吉县”这一广泛流传的俚语之渊源所在。
三、人祖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
2010年，李思义先生和本地文化学者们提出了“人祖文化”这一新概念。所谓人祖文化，就是中华人文始祖女娲、伏羲们及其族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是距今2.5——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全历程，直到5千多年前跨入文明时代，即女娲、伏羲时代孕育和生成的中华本源文化。其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具有当时生存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管理、技术创造、宗教信仰和生命延续等领域的广泛性和以人祖山为中心的地域的多元性。认真研究、开掘人祖文化，对当代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民族复兴、信仰确立、文化传承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为中华民族找回名实相副的始祖圣地
就世界历史而言，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圣地，例如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印度的恒河、中东的耶路撒冷。他们通过拜祖朝圣，净化心灵，坚定信仰，振奋精神，从而达到民族凝聚。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占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圣地，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魂。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也无须有统一的宗教，但却有全民族认同的人文始祖和文化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构建中华民族圣地，吸引全世界女娲、伏羲子孙们寻根拜祖，体悟和传承中华精神文化根脉，一定有利于团结全体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圣地应该认定何处？从目前中国出现的众多祭祖地来看，山西吉县人祖山应当之无愧。数千年来，人祖山像一座光耀四海的灯塔，早就成为无数女娲、伏羲子孙们精神向往的圣地。直至解放战争之前，这里的祭祀活动依旧很红火。尽管进入文字时代后许多古典遗忘了它，但这只能说明，文字记载了历史，同时也丢失了历史。这恰恰更加证明了人祖山的古远，被历史的风尘埋藏得更深更厚。现在，历史的记忆被睿智的考古学家们重新唤起，近三十年来的发掘发现与考证研究，证明了人祖山的确是一座万古不灭的恒久丰碑，永远屹立于女娲、伏羲子孙们的心中。我们应该乘天时，借地利，聚人气，创伟业，把人祖山真正建设成为一座便于世界羲娲子孙寻根拜祖、觐见朝圣、旅游观光，便于促进世界进步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交流的“中华圣地园区。”
（二）为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从源头上探寻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思考研究人祖文化的源与流，探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源头，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是全世界女娲、伏羲子孙们寄予我们的厚望，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相比，唯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曾断流，一脉相承发展到现代，并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而逐步升华，不断取得新的文明成果。
为什么中华文化有着如此独特而永恒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是，有中华人文始祖女娲、伏羲缔造的初始文明奠基，有世代中华儿女饮水思源、绝不数典忘祖的价值观以及为这一价值观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女娲文化、伏羲文化为中华民族文明奠基的精神大厦，主要表现为8种精神：一脉相传的民本精神；义无反顾的奉献精神；坚定不移的爱族（爱国）精神；宽厚博大的仁合精神；坚韧顽强的生命精神；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生生不息的传承精神。这些精神的形成，与人祖山的表里山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祖山又称壶口山。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汹涌澎湃、气吞山河的黄河壶口瀑布，就在人祖山脚下。壶口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象表征。由女娲、伏羲文化形成的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文明基因，具有浓厚的现实性和人民性色彩，表现出我们的先祖在与大自然和腐朽势力的搏斗中，依靠民众，群策群力，自强不息，不惜牺牲自我去造福人类，表现出了一种群体观念和利他精神。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
（三）为建设以人祖山为中心的晋南根祖文化旅游园区，营造经济文化繁荣新亮点
人祖山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生态环境良好，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奇美。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就应该抓紧这大好机遇，闪亮人祖文化，弘扬人祖精神，发挥以人祖山和山西晋南地区的根祖文化资源优势，建设以人祖山为中心的晋南根祖文化旅游园区，打造“大旅游、大环境、大生态”的地区发展新格局，为山西经济文化再上新台阶，再添新亮点，再鼓新动力。
山西晋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中华根祖文化资源优势。吉县有人祖山，临汾市内有尧都，洪洞县有娲皇庙，襄汾县有陶寺城址和丁村遗址，夏县有夏墟，万荣县有后土祠，永济县有雷泽、舜陵和舜都，芮城县有风陵。如此等等，涵盖了中华根祖文化的大部分内容。若将这些资源统一规划，科学整合，紧密联接，形成文化产业大链条，同时，再与陕西的黄帝陵、河南的羲皇故都、甘肃天水的伏羲庙结合起来，互为依托，就会在山西晋南以及其辐射地区建成世界一流的中华根祖文化旅游大园区。这个大园区的建成，对山西省甚至对整个中原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大繁荣。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根祖文化大园区一定能吸引全世界中华儿女寻根问祖，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认知中国，让中国屹立于世界，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3-3-2
【作者简介】
李思义——国家一级编剧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史前文化研究学者。
陕高升——中国国学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吉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吉县旅游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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