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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一瞥

发布时间:2022-05-25 21:12  |  来源:亿点网  |  作者:赵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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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三为本文作者、著名书法家赵望进先生

1960年9月,我考入山西师范学院(62年复名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并担任了班长。这个时候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从城市到农村生活极度困难。城市居民口粮实行定量供应,农民凭饭票在生产队的大食堂里吃饭。国家非常照顾大学生,在校学生男生每月每人供应三十二斤面粉,其中细粮只有二斤。女生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八斤,细粮与男同学一样。按说这样的标准比起当时的农村已是“天堂”生活了。可是由于副食远远跟不上,同学们正是长身体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总是感到吃不饱。每顿饭八个人一摊半盆菜(一般的洗脸盆那么大),每个人分不到半碗。主食是一个二两重的玉米面窝头,硬的象砖块一般,一碗高粱面(又叫红面,因高粱不脱皮,熬出汤来红得如血)稀糊糊,很不耐饥。有的同学就编出来顺口溜:“洪湖水浪打浪,吃口砖头进课堂。”

我们入学后没有专职班主任,由比我们高三级的调干生党员来兼任,所以班里很多事情就必须由班长去干。在上好专业课的同时,抓生活就成了首要的任务。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9元,由国家供给。这9元不发给学生,直接拨到学生灶上。学校学生灶有两个地方,中文、数学等几个大系在大礼堂,曰大灶;物理、化学、外语等几个人数少的系在小礼堂,曰小灶。大灶的炊事员主要来自晋中某县,掌勺的人是位高个子中年人。他站在直径大约一点五米的大锅旁,左手收饭票,右手用一只勺子为排成一行队的同学们盛汤。一勺一碗,不多也不少,据说是按量制作的。每每给排队的人盛完汤后,还留着一大锅底。这时那位掌勺的炊事员用勺子连续击打着锅沿,并操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大声喊:“放开了!放开了!”喊声未落,正吃饭的男同学便蜂拥而上,围着锅用小勺子去刮锅底。扑在前面的很快得手刮满一饭盆或一碗,身子往起一站,把弓腰在后面人的碗顶翻了,霎时汤溅上衣服,引来一番对骂。虽然是小匙刮锅,但效率很高。一会儿锅底刮得干干净净,像洗过的一般。站在一旁望汤兴叹者,不时小声骂着:“他妈的,这不是在糟蹋人吗?”

营养赶不上,有些同学得了“浮肿病”。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经验”,说小球藻可以消除浮肿。于是由系团总支牵头,掀起了一个自制小球藻的热潮。  

小球藻的制作非常简单。在一个脸盆中盛上四分之一的水,把切断的玉米杆和高粱杆为主的“原料”泡在水中,然后将脸盆放在叠于桌子上的凳子上,再把电灯泡对准脸盆口,晚上一夜开着灯,以充足的光和热彻夜近距离照着。每个房间的“长明灯”皆由班长负责监督,不准随意关掉。有天晚上,一位郝姓同学哭丧着脸对我说:“我失眠,开着灯更睡不着了,头疼!是否可以关上一阵。”我说不敢答应,可架不住同学的恳求,便说:“关上一会就开了,不要让系里检查出来。”谁知事情就这么巧,关灯后,被系团总支检查组发现了。第二天一早,大个子团总书记找到我,操着满口雁同口音大声吼道:“你们班昨夜有关灯的房间,你怎么不制止,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影响了小球藻的形成,我撤你的班长!”明知是我同意关灯的,我听着批评,一句也不敢辩解。

原来小球藻是一种菌,高粱杆泡在水中,白天太阳晒,晚上灯光照,在光和热的作用下,慢慢长出绿毛,形成糊状,这就是小球藻。据说将它拌在饭中一块下肚,即可消除浮肿。记得我们班有浮肿的同学吃了的,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不过在缺医少药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如此“自力更生”也体现了上级的一种关怀!

小球藻解决不了问题,根本还在于提高营养。每月主食供应数量是固定的,不会增加一两,关键要放在副食提高上,必须在蔬菜上做做文章。当时灶上能买到的只是白菜、白萝卜之类的“大路菜”,且数量远远不足。有的同学提出来挖野菜,甜苣、苦苣以及“油油菜”等,都很好吃。于是,全班同学倾巢出动,提上各自的布袋袋,直奔附近的地边头、水渠旁,向野菜开战。不一会就大袋小袋提回来一大堆。交给厨房,一天也没吃完。很快全校全系的同学都出动了,校周围的野菜被一扫而光。挖野菜的范围越来越广,竟扩展到汾河沿岸。只要大家动手,就会越挖越有。尽管挖的很多,但大家吃野菜也还是定量的,多出的野菜都晾一晾晒一晒,堆积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天长日久,野菜越积越多,连教室后面的窗户都堵上了。直到一九六四年形势好转后,教室后面还堆得满满的,绿格盈盈的野菜已变成了干叶干杆干柴,食堂已不需要了,同学们也无法下咽了。这倒美了学校周围的农民了,他们用麻袋一包一包装着拉走,成为喂羊的绝好饲料。

穷苦老百姓常常讲“糠菜半年粮”,但对于正在长身体且学习负担很重的大学生,野菜只能作为小小的补充,还得把蔬菜作为基本的营养保证。可是在市场上,蔬菜越来越紧,连白菜、萝卜这些“大路菜”也要按计划供应,远远不能达到实际需要之零头。在这种情况下,系里发出指令,让各班自己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买菜,以劳动做交易,买回菜就行。而且特别强调,哪个班买回菜,哪个班食用,以发给每人菜票为据。 

面对现实,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班干部头上,我作为班长更责无旁贷。我们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太原北郊区花圪头公社当副主任,我央求这位同学带我到花圪头乡见到他父亲。我们说明来意,并加重描绘了同学们因缺乏蔬菜而浮肿的现状。我想作为一位公社的负责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该帮帮他的孩子。可是他很安静地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着旱烟,表现出满脸的无奈。最后他终于开口了,操着满口河南话说:“赵同学,我们公社各村主要是挖小煤窑,种菜的很少。要买煤可以,买菜实在困难。”一听这话,我心凉了半截,不知怎么回答,更不会说几句客气话,只好空手离开了这满地煤灰的山沟。

一到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菜、菜、菜的影子在脑海中不断浮现。我上大学,第一次来太原,连有名的迎泽公园都没去过,哪里能找到大宗卖菜的。朦胧中突然想到了我表兄姚振谦。他与我在高中是同一个班,由于体育出色,未毕业就被省体工队选走,分配在航海俱乐部。航海俱乐部设在晋阳湖畔的南堰村,距离山西大学绕道走有三四十多里路。第二天早饭后,我坐公共汽车在五一广场倒车到迎泽桥西站下,顺晋祠路南行十四五里路,上午十一时半赶到南堰。南堰村子不大,临晋阳湖,东不远便是汾河,地里种着不多的水稻和茴子白。看到这种景象,我完全忘掉全身的疲劳,心想买点茴子白应当不成问题。此时表兄刚训练完毕,扛着浆回到驻地。我说明想在这里买点菜,他边笑边摇头:“根本不可能,一来俱乐部的运动员从来不与驻地的老乡接触,互相不认识,二来俱乐部本身吃的菜还得去市里买。”我刚热了一点的心霎时又凉了多半截。不觉已经中午十二时,运动员开饭了,表兄给负责人请示后留我吃饭。当时虽举国困难,但运动员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这顿饭是有生之年吃得最好的一次,不仅有大肉炒白菜,主食还有油条(太原人叫麻叶)。油条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它与麻花的形状口味截然不同,又软又香,至今想起来,口水还不住往肚子里咽。饭后即要返校,从原路回绕道太远,至少多三四倍路程,还不一定能赶上公共汽车。表兄把我领到汾河边,让我淌河水而过,这样一直向东可省几乎五分之四的路程。我望着哗啦啦的流水,两腿有些打颤。他给我找了个柳木杆子,并再三给我说,用杆子在前面水中一边探深浅,一边择路前行,不断提示,哪里浪花多哪里水就浅,哪里水平水静没有浪花,哪里水就深,千万不能从哪里过。我按表兄叮嘱,把裤子码到大腿上,手拄着柳木杆子下水摸索前行。我本来胆子就小,一个人第一次淌水而过,不由得毛骨悚然。除哗啦啦流水声外,四望无人,只有岸边的柳树摆动着柳丝,好像迎接我过河。表兄站在岸边迟迟没有离去,不断喊着:“往前走!”“朝浪花多处走!”“不敢再往前走了!左拐!”。他在为我指路,又在为我壮胆。下午四时许终于回到学校宿舍里,一边喝着水,一边自责:败兴,又是空手而归。

在那个极贫困的年代,通过私人关系是无法买到菜的。看来只能用劳动做交易去换取了。系里提倡下乡劳动,且给予尽可能的支持。我们班七十个人分成两队,我带一个队奔赴寿阳县一个村里帮农民收玉茭。下乡劳动是完全义务的,农村社员(即村民)那时全在生产队食堂集体就餐,每餐每人定量一份,将就着吃一点;食堂也是瓜菜带,勉强着按人头下米做菜;生产队也难例外,凑合着饥一顿饱一顿,吾身难顾吾身,没心事也没力量接待几十号人吃饭。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系里给我们派了一名灶事员前往,垒起炉灶专门为同学们做饭。这样我们白劳动了十天,换得一大车茴子白的收获。菜交到灶上,全班同学每人才得到可食一个月的菜票。

第二次下乡劳动是在榆次西南方向的一个村里。这是个很大的村子,大队下面有六个生产小队。我们联系的是第三小队。二十多个人带着铺盖、带着粮票、带着现金,吃饭交粮票交饭钱,劳动不计报酬,条件只有一个,能买一大车白菜。小队长很机灵,满口答应,立马给我们安排了一周的活计。

白白劳动了七天,回头买菜时却有了变故,费尽了周折。

一九六一年国庆节前夕,我带着同学们的期望来到我们曾经劳动一周的那个村子,很快见到了那位小队长。一见面他便知道我要来干什么,不等我开口他就带有十分歉意的口气说:“卖一车这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是大队书记把我骂了一通,说单给我们队的社员还不够吃,一颗菜也不让卖掉。”我一听像是挨了一棒子,据理说:“咱们不是早说好的吗,怎么几天就变卦了!”那位队长说:“唉!不怕官就怕管,人家是家长,管着我们哩!”我带着恳求的口气说:“你想想办法吧,只买一大车。”他手一扬说:“要不你亲自找大队书记说说。”他领我到大队部,找到书记说了一声,转身就溜走了。我理直气壮地说:“二十多人劳动一周,想买一车白菜,请书记批准。”谁知那位大队书记比我们的校长还牛,他竟说:“我们又不缺劳力,谁让你们劳动还要买我们的菜?”我说:“三队队长答应的!”他说:“那你找他去。”我说:“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最终还得你来决定。”他竟提高嗓门说:“我不同意!”我放和缓口气,近乎到了像小孩向家长要零花钱那么“低三下四”。他一句不吭,吧嗒吧嗒抽着自制的卷烟,不看我一眼也不赶我走。我心里想耐心磨一磨或许对方能“高抬贵手”。谁知,不一会他起身要走。我死皮赖脸地跟在后面一步不离,他走到哪我紧随到哪。转来转去,他一步跨进了他家的大门。我也跟着进到他家的院子里。不料他一步迈进了房间,我也紧追不舍,准备跟进房间。刚举手揭开帘子,还未着脚,忽然一位中年妇女大声骂着把我推下门口的台阶。我定睛一看,房门口压着一把十字交错的谷杆。我想,房子里有人坐月子,后悔自己太冒失了,幸亏还没有进入房间,要是闯进去惹下个三长两短,那罪过肯定会降到我的头上。

我含着眼泪走出大队支书家的大门,不知如何是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能再去找三队的队长,他是当事人又是决策人,就在“这棵树上吊死吧。”

见到第三生产队队长,我心里的委屈瞬间发泄了出来,不由自主地放声哭了。小队长比我大个十来岁,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要难受了,我卖给你一车菜,但有个条件。”我听说卖给一车菜,马上破涕为笑,一车菜能有多大条件,只要不是干违法的事,我什么都敢答应,便说:“什么条件?你说。”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这拉车的三匹骡子一匹马,共四块,全没有在太原上保险,每块按规定上保险得十六元,四匹共六十四元。如果交警挡住了,你们可得出,我们的马车平素不跑太原,你们这是破例!”我听了不觉一怔,吓出了一身虚汗,这么大的数字比白菜的价高出了十几倍,我们哪里掏得起!他说:“你同意了咱就立马装车,你不出了咱再考虑考虑!”这下难住了我,堂堂七尺男子还能遇难而退!我想,要出钱也是公家出钱,我是跑腿的,买回菜去就立了功了,哪管花多少钱?于是便斗胆地说:“行吧,我给学校说说。”这是一句莫棱两可的话,先答应住再说。小队长一声喊来三个小伙子,安排说:“你们去装一车白菜,给××、××俩说一声,晚上给太原送菜去。”安排完毕,他领我去生产队食堂吃晚饭。我拿出二两粮票五分钱交给司务长,炊事员给我盛了一碗合子饭,面条是豆面的,小米有一股发酸的异味,我像“饿狼”一样,半闭住气很快把一碗汤带面吞了下去。

晚上九点多装满白菜的胶轮大车才准备出发,赶车人说走得早了怕半夜进学校不方便。两位赶车人,每人穿着一件翻毛羊皮袄。他们一个赶车,一个把草苞子扔上车,叫我和他一同坐在装满白菜的车顶。正值国庆节前夕,天气渐冷,早晚温差很大。上午来时阳光高照,晚间却寒气袭人,犹如初冬。我穿着中式夹袄,两条黑色土布裤子套在一起,屁股和腿紧紧挨着白菜,一股刺骨的凉气不住往腿里钻。和我同在车顶的那位穿羊皮袄的社员,很快就打起呼噜来,睡得十分香甜。而我越来越觉得凉气从腿上窜遍全身,牙关子不住格格相撞。尽管这样,也没有敢借羊皮袄沾沾热气。我紧拉着捆绑白菜的绳索,心里想着,当学生就这么可怜?当班长就干这活计?……瞬间思绪转向母亲常给我说的一句话来:“不知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又想起同学们表态经常说的:“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志愿军打老美!”这时身上稍觉好受点。不料车子左右颠簸,一不小心,我和草包子一齐被甩到了车下。原来车到北营了,这里正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赶车的车夫把我扶起来,我看到“北营火车站”几个字,心里高兴极了:快了,快了,快到学校南门口了!此时两腿又冰冷又僵硬,我强行摆动了摆动,步子才能迈开了。我给车夫说:“我不坐了,就在后面跑吧!”

路面不平,车子左右摇摆,前行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学校的南门已经在望,我带着马车下了公路,直向校南门口驶去。

车进南校门时,东方已白,天气放亮,同学们正下早操。我径直把菜车领到中文系食堂,交给大灶管理员。管理员高兴地照料着两位车夫,让灶事员端来半盆刚蒸好的热红薯作为他们的早餐。我向管理员交代了白菜的数量和应付金额,含糊其辞地提了养路费,看来两位车夫并不明白,我向他们客气了两句,转头奔向宿舍,拿了饭盆(比碗稍大的洋瓷小盆)去大餐厅排队打早饭去了。一夜白菜车,留下的腿疼,至今未愈。

山大中文系在洪洞县牧马有个农场,系里不断安排同学在那里劳动和上课,劳动基本上就是种植蔬菜和一些小杂粮,但远远满足不了上千名师生所需。在“自力更生”口号的感召下,学校提倡就地种菜。霎时间,各班纷纷在校园里占地,除地上有砖有石头的地方外,凡有黄土的地块都种上了茴子白。茴子白适应性强,极好管理,长的个头很大,获得意想不到的丰收。我曾在《大学纪事》一诗中这样写道:“校园变菜园,菜草杂蓁蓁。”

今年是山西大学120周年华诞,我虽年愈耄耋,但对60多年以前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对那特殊的年代有着特殊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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