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域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杭侃，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山西印证

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山西都有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遗址从南到北，从芮城县的匼河遗址，到襄汾县的丁村遗址，再到朔州的峙峪遗址、大同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都是旧石器时代著名的文化遗址。匼河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匼河村一带，距今约60万年，分布在13.5公里范围内的17个地点，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性遗址。丁村遗址发现于1953年，丁村人生活于20万年到2万年前，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1961年丁村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有180处，可见丁村遗址的重要性。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夏县西阴村遗址、襄汾陶寺遗址、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侯马晋国遗址5个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到了新石器时代，山西境内的文化遗址就更多了，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遍布全省。苏秉琦先生曾写下“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华山玫瑰指的是仰韶文化中的一个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样，这个类型的文化分布在黄河三角地区，燕山龙指的是东北的红山文化。

接着仰韶文化的是以灰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后期已经迈入“文明”的门槛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陶寺发现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最早的观象台、宫殿和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贰 中华文明延续中的山西元素

进入青铜时代，我们还要提到中条山的铜矿资源。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首次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夏商时期冶铜炉残迹，与附近的壕沟、房址、窑址、水塘、窖穴、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的铜炼渣、残炉壁、矿石、鼓风嘴、坩埚、冶铜加工工具等遗物一起，构成了完备的冶铜生产链，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李伯谦先生曾指出，西吴壁遗址的考古成果是近年来夏、商考古的重大突破，丰富的与冶铜有关的遗存，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冶铜工业的规模、水平、产业链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西吴壁遗址的发现证明，中条山的铜矿是中原王朝步入文明化、成为天下正统的重要支撑资源，对研究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商代立国于东方，山西的地位不是太重要，但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为商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证明了有一个方国曾在此地活跃。该墓地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晋南地区缺少晚商遗存的空白，而且为讨论商文化在晋南地区的进退乃至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势力的变迁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西周初年，周成王将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改国号为晋。山西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省的曲沃、翼城两县境内，是西周时期晋国的早期晋侯墓地，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遗址内现已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出土有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上万件。

到了春秋，晋国发展成为黄河流域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率领华夏诸中小国和长江流域的霸主楚国相抗衡，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晋楚争霸”时期。位于山西省侯马市的晋国遗址出土的书写在玉片上的“盟书”，记载的就是春秋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订盟誓约的言词。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使用，自然界中铁的含量要远远高于铜，但是冶铁需要更高的温度，因此，人类首先利用的是铜而不是铁。铁制工具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汉代有一本书叫《盐铁论》，在古代社会，盐和铁都给国家带来巨额利益，所以盐和铁都是专卖。

叁 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山西传承

秦汉时期山西晋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中强调三河是“天下之中”，这里“土地小狭，民人众”。“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其中河东郡就是今天山西的晋西南一带。司马迁还特别讲到杨和平阳两县的人特别会做买卖，“杨”就是今天的洪洞县，“平阳”即今天的临汾。

秦汉时期晋南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而晋北则因为位于农牧交错带，有很多民族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上古时代山西境内就有过许多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接触兼并，戎狄羌胡逐渐融为一体，因此到了秦和西汉时，山西境内基本上都是汉族了。东汉初年，又有新的民族进入山西。这时北边的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分，南匈奴投降汉朝，东汉政府就让他们入居汉朝境内。从此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沿边八郡都分布着匈奴部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一部分匈奴南向抄掠，曹操分其众为五部，使散居于“晋阳汾涧之滨”，共有三万余落。西晋初，又有大批匈奴人从塞外进入山西。《资治通鉴·晋纪》的胡三省注：“司马氏，河内温县人。宣王懿得魏政，传景王师，至文王昭，始封晋公，以温县本晋地，故以为国号。”

西晋分裂之后，中国进入长期动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建立起政权，其中最早建立政权的是山西境内的匈奴酋长刘渊。316年刘聪灭亡了西晋，此后直到439年，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重新统一北方，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而被强制徙出的地点如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即龙城）和东方的青齐，都是当时北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迁移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这种移民的数字是庞大的，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曾经统计过文献里的移民人数，北魏在平城时代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百万人以上。所以平城一带发现的移民墓葬很多，如1965年至1966年发掘的司马金龙夫妇墓，据出土墓志记载，姬辰死于延兴四年（474年），司马金龙死于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是降附于北魏的东晋宗室后裔，深受宠信。官爵和谥号为“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的64件文物之一。大同仝家湾北魏邢合姜墓是最近公布的新材料，墓葬中出土了一座基本完整的石椁，石椁四壁及顶部绘有释迦多宝佛、七佛、供养人、飞天等佛教题材壁画，有学者称之为地下佛殿。从该墓葬中出土的一块纪年墓碑可知，该墓墓主是幽州燕郡安次县人韩受洛拔之妻邢合姜。邢合姜为长安冯翎郡（治所在今陕西高陵区）万年县（今西安市阎良区）人，葬于北魏皇兴三年（469年），享年六十六岁。

但是，统一之后的北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用什么来凝聚社会共识？统治者想到了佛教，因为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所以统治者要“令沙门敷导民俗”，而僧侣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也知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云冈石窟就开凿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之下。460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五座大像就是现在编号16—20窟的五尊主佛，它们象征的是北魏的五位皇帝，这五座大像窟给当时的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人们惊叹于云冈石窟“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真容巨壮，世法所希”，穷诸巧丽，骇动人神。

北魏晚期，来自太原地区的契胡尔朱荣兵力强大，他后来率兵参与到北魏王朝的内部争斗中，并最终导致北魏王朝的分裂。分裂后成立的东魏和北齐政权虽然建都邺城（河北邯郸），但都以太原为陪都，所以太原附近屡有这个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如2002年发掘的北齐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徐显秀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东“王墓坡”，出土器物共计500余件。其中陶俑320余件，瓷器200余件。遍布全墓的彩绘壁画保存基本完整，330余平方米的壁画气势恢宏，生动写实，色彩斑斓如新。位于太原南郊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现存壁画200平方米，也是一座壁画十分精彩的墓葬，学术界最近又有新的研究成果。

肆 中华文明交融中的山西贡献

隋朝重新统一南北，隋代的并州（治晋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政治军事中心。隋文帝初，置河北道行台于此，以次子晋王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为尚书令。并州不仅是黄河以北的一个政治中心，并且是“天下精兵处”，所以在隋末太原留守李渊能够在起兵之后，很快就进兵攻克长安，并终于完成了统一，建立唐朝。

隋唐两代山西地区的地上地下文物都有很重要的发现。太原发现的虞弘墓是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的隋代墓葬、出土的汉白玉石椁上雕刻了丰富的源自中亚的图像资料，有墓主宴饮、狩猎、出行、宗教仪式等内容，是研究北朝至隋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因此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唐朝一代都很重视王朝的发祥地并州（618年改太原郡为并州），在此置大都督府，武则天建并州为北都。此后二百年太原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政治军事中心，所以各方通往并州的道路畅通，在道路沿线留下了很多重要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佛光寺大殿，这座大殿也出现在了敦煌的壁画之上。

宋王朝在完成统一事业过程中，晋阳是最后一个割据势力的中心，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宋太宗打下晋阳之后，就烧毁了晋阳城。但这个地区又不能没有一个行政中心，就将并州移置阳曲县的唐明镇，即今太原城的所在。

金元时期山西在全国经济文化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金史·食货志》中特别提道：“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山西西南部在金时称平阳路），平阳是金朝境内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户口来比较，平阳的户口密度比河北、陕西都高，经济发达自然要推动文化的发展。金朝时全国设十九个路，共设十个考区，而山西的三个路，每一路都设有考区。《金史·文艺传中》中记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学者，山西人占的比重很大。如元好问是秀容人（今忻府区），刘祁是浑源（今浑源县）人，他著的《归潜志》这部书，很有史料价值，后人修《金史》多取材于此。平阳发现的仿木结构雕砖墓雕饰华丽，其中表现戏台的内容可以与地上的戏台相互印证，都是金元时期山西经济、文化水平的生动体现。在正常情况下，平原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要比高原地区好，但是宋金、金元时期，平原一带受战争的摧残比较严重，山西受的战祸则比较轻，比较太平，所以在这一段时期内，山西的经济文化比邻近的平原地区发达。

由于在金元时期山西始终是华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且元末明初的战乱也不严重，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稠密，明初的大移民，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

明清两代山西的商业发达，晋商的足迹遍布南北，《五杂俎》里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府），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山西的商人把山西解池的盐、潞安府的潞绸，还有煤、铁等运出去，山西当时的冶铁工业发达。明代全国有十三个冶铁所，山西就占了五个。明清两代山西商业发达的原因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明、蒙关系带来的边境贸易，谢肇淛《五杂俎》：“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陲所无者……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明朝设有防边九镇，大同是九边中最繁华的。促成大同繁荣的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大同是边境城市，驻扎了大批军队，所以全国的财富大量输往大同消费。二是对蒙古的互市。明朝和蒙古和好时期，大同是对蒙古贸易的主要市场。清代兴黄安蒙的政策下，蒙古不再是威胁，蒙古高原需要茶叶，这种需求促进了万里茶路的形成。山西商人的经商范围也扩大到了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等边远地区，甚至远达俄罗斯的莫斯科。由于山西商人经常出远门经商，要走很远的路，带很多的银子不方便，于是山西商人经营的汇兑业便应运而生，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山西票号。随着晋商的足迹，联系乡亲同里的会馆也遍布全国，现在的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就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

过去常说地上文物看山西，中国现存70%以上的元代之前的木构建筑保存于山西，山西可以说是地面文物的一个大博物院，但是，山西的地下文物，如上所述，在人类起源、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外文化交流、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同时期有着各自独特的重要性。山西地上地下文物结合在一起，反映出山西地域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杭侃，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文化遗产学。发表论文《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云冈五窟最初的布局》《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等六十余篇，出版著作《东京梦清明上河图》《中华文明传真》等。曾先后组织参与多项大型展览及图录的编写工作，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