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戏，从汴京到古绛州

百戏是乐舞、杂技的总称。古绛州诸多百戏方面传统民俗的远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或秦汉隋唐时期，但直接传承于金代，而金代“百戏”又直接传承于北宋汴京。是故，汴京和古绛州分别是北宋和金代两个前后相接的“百戏”中心。

——以伎乐杂剧、马戏马球、绣球狮子为例

百戏，是乐舞、杂技的总称，早在东汉就已出现。《后汉书·安帝记》：“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南北朝诗词名家徐陵《洛阳道一》：“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唐代诗人王建创作《寻橦歌》：“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稍晚是刘晏《咏王大娘戴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汴京是北宋都城，在今河南开封，宋太祖赵匡胤实行“偃武修文”“以文治国”的国策，并成为历代皇帝们遵循的“祖宗之法”，造成“百戏”在汴京特别盛行的局面。“百戏”是在“瓦子”（又称“瓦市”“瓦肆”“瓦舍”）里进行的，一个“瓦子”中有数座乃至数十座演出场所。为了便于表演和分隔观众，常用栏杆或布幔隔挡，就产生了亦俗亦雅的“勾栏”这个名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中，“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瓦子里面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和象棚最大，都可以容纳几千人；除了进行各种文艺演出外，也有售药、卜卦、卖旧衣服、理发、饮食、赌博、字画、书坊等摊点及露天卖艺的人，构成了规模宏大的民俗娱乐圈。

在“瓦子”演出的内容特别多，有些是后世的戏剧前身；有些曲艺、杂技、相扑、木偶、皮影直至武术表演流传至今。同书卷五《京瓦伎艺》记载了宋徽宗崇宁、大观以来在汴京城内各“瓦子”里的主要伎艺表演及其内容，如小唱名角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人，擅长唱娇滴滴的曲子的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人。宋钦宗“罢教坊额外人”之后，教坊艺人在民间恢复演出的人中，以张翠盖、张成及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较为出名。刘百禽表演弄虫蚁，孔三传表演耍秀才、诸宫调，孙三表演神鬼，霍四究说三国故事评书，尹常卖说五代史的评书等。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以下简称《呈百戏》），《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阐释（1）：“名为百戏，实际上是各项伎艺的综合演出。如按所记伎艺依次分类，除进致语、唱《蓦山溪》曲为开场形式，狮豹似为由人装扮的形儿表演外，他如扑旗子、上竿、打筋斗属于杂技，变阵、对枪剑蛮牌、七圣刀、抹跄、变阵子及扳落则皆属武术。”“至于舞旋之为舞，马骑实为马戏，则各为专技。惟抱锣、硬鬼、判、哑杂剧，虽分属四项名目，如果联系起来看，颇似一具有故事内容的舞剧。”记述了北宋后期在宝津楼下表演杂技、队列、搏击格斗、化装舞蹈、戏剧及马术等“百戏”，给天子及万民看的情景，这是北宋最高水平的艺术了。

古绛州，要从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将位于今新绛柏壁镇的东雍州改为绛州说起，以后州治时有迁徙。隋代开皇三年（583）州治从玉壁迁到今新绛县城，改名绛郡，辖正平（今新绛）、龙门（今河津）、太平（今襄汾汾城镇）、曲沃、翼城、稷山、绛县、垣曲等八县。唐武德元年（618）复为绛州，直到1912年撤销，多数时间辖以上七八县，这些县除绛县外变化都不大。

绛州在地理上的意义，得从太行山说起。太行山东边是以洛阳、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西边是以西安、天水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古代连接两地的要道是穿越太行山南部的轵关陉和太行陉，绛州就处于其间的中心位置。轵关陉，起点在河南济源县东的轵城镇，终点在侯马市南峨嵋岭和紫金山相交处的铁刹关，中间经垣曲、绛县、翼城南部后，往西到曲沃、侯马，是山西古绛州至济源的必经之路。太行陉，从河南沁阳常平乡，到晋城市泽州县碗城村，道路较多而分散。太行陉南端起点至山西高平、泽州之间共有三条通道，往西就到沁水、翼城了。

再说北宋，由于多年来重文轻武，军队没有战斗力，金兵来犯时不堪一击，被驱赶到江苏南京和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政权。而后金与南宋对峙，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线战争不断，山西南部（古称河东大地）之古绛州所受到的冲击较小，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原来在汴京勾栏瓦舍、舞楼、舞亭唱戏的演出队伍，当红名角们跟随皇家国戚到了临安，名声较小的演员只有往西跑，来到古绛州。中国古代讲究事死如生，也是绛州砖雕金元墓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只看到古绛州的伎乐、杂剧一个中心，却忽视了与之结伴而行从汴京来到古绛州的“百戏”的其他内容，是“百戏”的又一个中心。现以伎乐杂剧、马戏马球、绣球狮子为例，予以说明。

一

伎乐、杂剧，统称为散乐。北宋设立供宫廷享用的教坊，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云：“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共十三部，有名的散乐演员都在勾栏中表演，还有一部分不在勾栏内表演的则冲州撞府称为“路歧”。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曰：“今人呼路歧乐人为散乐。”《都城纪胜》同时又说：“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惟以杂剧为正色。”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般（般演）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毎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晩看不及矣。……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呈百戏》：“后部乐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之辈，后来者不足数。”可见杂剧在汴京之盛。本文将杂剧之外的散乐称为“伎乐”，以与杂剧相区别。

河南禹县白沙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赵大翁墓（1号墓）壁画，墓为前后室，前室东壁阑额竹帘下是悬幔，悬幔下有伎乐十一人，分左右两侧，按乐伎演奏乐器，左侧有五人，分前后两排，后排为箫二人，前排为笙、排箫、琵琶各一人；右侧也有五人分前后两排，后排为大鼓、拍板各一人，前排为腰鼓、横笛、觱篥各一人；两侧之间有一舞伎。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也有西壁，有笙和拍板两个女伎乐等。

山西新绛1979年发掘的南范庄金墓，墓坐北向南，由墓道、彩绘前室、后室及左右耳室组成。前室南壁共砌人物砖雕33块，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三排，每排八幅，浮雕二十四孝图；下层为伎乐，自左至右，双手举花瓶一女子、捧果盘一女子，其后为由腰鼓、拍板、舞伎、觱篥、横笛、大鼓、瓜田乐组成男子乐舞队。新绛北苏村金墓，墓室坐北向南，墓门开于南壁正中，墓室四壁为正在演奏的伎乐砖雕，有腰鼓二，舞伎二，横笛、觱篥、排箫、笙、方响、大鼓、琵琶、拍板各一共12块，其中两舞伎手舞帛带跣足踏莲，神态生动，舞姿优美。与早于它的赵大翁墓相比，乐器中多了方响少了箫，演员中腰鼓和舞伎均为二人而赵大翁墓则是二人在吹箫，演员和乐器整体看来一脉相承变化不大。在古绛州，还有襄汾贾罕金墓、侯村金明昌五年（1194）墓、闻喜小罗庄1、2、4、5、6号墓等。

1952年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沙东一座砖室墓，年代为宋代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至1124），略晚于赵大翁墓。这座墓中有杂剧四人和伎乐七人两组人物砖雕分别嵌于两壁之上。杂剧左起一、二人为正杂剧，三、四人为杂扮。伎乐自左至右所奏乐器为：大鼓、拍板、觱篥、腰鼓、觱篥、笛。女子击大鼓和拍板，其余为男子。徐苹芳先生称为“散乐”，他根据“散乐”两个女乐人的耳边垂下的发髻，判断出出演正杂剧两人虽然戴着幞头，但她们耳边也垂下发髻两绺，因而是女演员；杂扮是男演员。“散乐既然和杂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经常同时演出，所以它们同嵌入一墓之中，正是宋代散乐和杂剧的真实情况。”山西稷山马村1、4、5号墓中有杂剧砖雕，但同时出现了由大鼓、腰鼓、拍板、笛、觱篥这五种乐器合成的砖雕，是杂剧伴奏乐队，也算是伎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吧。

2014年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刻有“杨揔惜”“丁都赛”“薛子小”“凹敛儿”名字的四块北宋杂剧砖雕，据说出土于河南温县。这些著名杂剧演员前三人见于《呈百戏》中，既可作为北宋后期汴京杂剧的代表，也可作为杂剧从汴京传播到温县的代表。另有山西以1973年垣曲坡底金大定三年（1163）墓、1959年侯马牛村金大安二年（1210）董明墓，制成“山西、河南出土的宋、金杂剧砖雕”，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杂剧从汴京到古绛州的传播路线了。

二

马球，即击鞠，手持杖长数尺、其端如月的球杖在马上击球入门，在唐代已经相当时髦了，从皇帝宫女到民间少年都以打球为乐。诗人王建《宫词一百首》说：“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宋代马球仍然处于高峰期，皇帝经常与群臣击球娱乐。当时马球表演，化装男子执彩色球杖骑驴者称为“小打”，头饰珍珠翠玉、腰束玉带、脚蹬红靴的宫女各跨小马称为“大打”。除马球、驴球外，还有骡球。

马戏始见于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二十九》中，陕西咸阳出土西汉漆奁、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墓、汉晋“戏马书”皆有录。唐代又有发展，《唐书·礼乐志》：“明皇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部目，衣以文绣，络以金珠，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赐宴设酺，其曲数十叠，马闻声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或命壮士举榻，马舞其上，岁以为常。”而张说《舞马词》则有“……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就是唐朝马戏盛况的体现。到了北宋，马戏仍然作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京城阔少们的一项娱乐活动，如《呈百戏》记录了引马、开道旗、拖绣球、䄍柳枝、旋风旗、立马、骗马、跳马、献鞍（弃鬃背坐）、倒立、拖马、飞仙膊马、镫里藏身、赶马、绰尘、豹子马和横身马鞍上抡动重物、大刀、双刀等十八个马戏节目，这些也传到了古绛州。

马球。侯马牛村董海墓建于金明昌七年（1196），此墓分前后两室。前室西壁为六扇格子门，中间四扇障水板上的四幅马球图，南起一、三匹马为黄色，二、四匹马为红色，马皆束尾，颈系红缨，雄壮彪悍；马球手矫健英俊，除南起四为髡发外，其余都是头裹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衣，脚蹬乌靴，右手执月牙形球杖，左手执缰绳，或纵马驰骋，或勒马长出手，或跃马击打，或停马休息，将马球比赛的场面，描绘得活灵活现。

马戏与马球在一起，要看襄汾曲里金墓。墓东壁须弥座下部嵌6块“莲生贵子”砖雕，束腰部嵌10块力士、花卉砖堆，自北向南为力士、莲花、秋葵、力士、莲花、牡丹、力士、莲花、牡丹、力士。须弥座上嵌6块马球、马戏砖堆，自北向南依次为马球、马球、马戏、马球、马戏、马球。马球砖雕，由北向南：第一块上打球者头扎软巾，身着长袍，足蹬马靴，左手执缰，右手持偃月形球杖向后高举，正追逐击球。马驾鞍，尾打结，四蹄腾空向前。第二块同第一块。第三块上人、马服饰与第一块相同，打球者左手挽缰，右手执球杖，正勒马返身击球。第四块人、马服饰与第一块基本相同，在马后蹄处有一圆球，打球者左手勒回马头，右手执球杖，俯首视球欲击，马奔跑方向与前三块相反。马戏砖雕：由北向南，第一块上一总角童子，身着短衣，斜披绸带，双腿直立于马鞍之上，双手各执一面三角旗挥舞。马缰系于鞍上，马尾打花结，四蹄腾空，其势如飞，无疑为《呈百戏》所记“又有执旗挺立鞍上，谓之‘立马’”。第二块童子身着相同的服饰，右腿弯曲前蹬，左腿向后略弯，赤手空拳立于马背，我怀疑为《呈百戏》所记“或留左脚著镫，右脚击镫，离鞍横身，在鞍一边，右手捉鞍，左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顺马而走，谓之‘飞仙膊马’”。西壁，与东壁砖雕数量、内容相同，唯独马球砖雕第一块人、马服饰与东壁者也相同，但打球者高举球杖，正在击打马鞍下滚动的马球。

总之，通过马球与马戏，也能够看出从汴京到古绛州的传播线路。

三

狮子，古称“狻猊”，虽然在中国有“百兽之王”的美誉，但到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时才传入，接着由于佛教的盛行作为佛教中的瑞兽广为流行。绣球，是用五彩布制作而成的，具有十二个面、十二个瓣，是生活多姿多彩、吉庆祥和的物化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诗人刘禹锡（772～842）《抛绣球》写道：“五彩绣团圆，登君玳瑁庭……幸有抛球乐，一杯君莫辞。”同为唐代诗人的李谨言有《水殿抛球曲二首》：“侍宴黄昏晓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最，笑倩傍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李谨言的生卒年月不详。按照他诗中所记，隋代就有抛绣球的习俗了。

到了北宋，《宋史·志第九十五·乐十七》有“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除菩萨蛮队、感化乐队等外，还有“三曰抛球乐队，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银带，奉绣球”和“十曰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帕头，执球杖。”《呈百戏》中也有：“合曲舞旋讫，诸班直常入，只候子弟所呈马骑，先一人空手出马，谓之‘引马’。次一人磨旗出马，谓之‘开道旗’。次有马上抱红绣之球，击以红锦索，掷下于地上，数骑追逐射之，左曰‘仰手射’，右曰‘合手射’，谓之‘拖绣球’。”南宋周煇在《清波杂志》卷八“宫女神臂弓”，记载了政和五年（1115）四月宋徽宗在崇政殿观看宫女“射绣球”表演：“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入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剪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看来唐宋时期皇家娱乐活动就有射击绣球表演。

汴京城内酒楼门口都要搭起高大彩楼欢门，显得欢欢喜喜、喜庆吉祥，也是酒楼特有的标志。《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就有：“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还有，名画《清明上河图》有7处，最显眼的是图左侧的“孙羊正店”，正面门楼上是扎满了绣球、花枝、凤凰等的彩楼欢门。看来绣球除娱乐类外还有装饰的作用。

从考古发现看，山西大同新添堡辽乾亨四年（982）许从赟墓，东北柱间壁壁画，一砖雕破子棂窗，两侧站立两名侍女，窗下一黑白花猫在扑捉绣球，这是娱乐类，也是最早出现者之一。白沙赵大翁墓过道西壁壁画中挂一绣球，而平定县西关村1号金墓墓室北壁壁画，一席床榻上高悬垂帐，当间挂一绣球，榻前两侧分别为男女侍从；汾阳高级护理学校4号金墓西壁壁画，绘卷起的帷幔，中间悬挂一只绣球等，这都是绣球壁画的零星发现。大规模、多场合的出现则到了金代古绛州地区的砖雕墓了。仅就绣球的种类，杨富斗先生说：“金墓中堂前檐下多垂饰有绣球，以彩帛丝带结织而成规则形图案，或毬纹，或万字纹，或簇六龟背，形态万千，不一而足。”同时，还新出现了镇宅狮子、舞绣球和狮子戏绣球，成为较高层次砖雕墓中不可缺少的装饰题材，而且一直延伸到今天。本文分镇宅、装饰、娱乐类来介绍。

1、镇宅

确切说是雄性狮与雌性狮组成对称的镇宅娱乐品，在砖雕金墓中通常的放置处在南大门两侧，但其他壁上也少量存在。董海墓前室南壁大门两侧镶嵌砖雕，一雌一雄狮蹲坐于莲花台座之上，足踏绣球，颈系响铃，充满了威严与喜庆气氛。同一个家族的侯马牛村董明墓、董玘坚墓均建成于1210年，大门两侧的镇宅狮子为高浮雕，东边都是怀抱幼狮的雌狮，西边是怀抱绣球的雄狮，但形态不一。董明墓大张狮口，董玘坚墓则口衔彩带。两狮蹲坐于六角须弥座莲台之上，集威武、可爱于一体。侯马951号墓、稷山马村8号墓等金墓砖雕也是如此。这些墓例可以说明，金代正是镇宅狮的定型期，由董明墓雌性皆足踏绣球变为雄狮踩绣球、雌狮抱幼狮的固定型式，一直流行到现在。

侯马晋光制药厂金墓（1210年建）南壁大门东侧，狮子口衔绶带、前足抱绣球蹲坐于束腰形台上，两狮间是正在演出的五个杂剧俑。襄汾曲里金墓与董海墓的马球图像一致，无疑属金代。北壁六块格子门砖雕两侧门狮，均踞须弥座上的莲台上，西侧面相温顺前爪抓绣球，东侧则面相凶猛前爪抓踩绣球，类似的情形也见于马村5号墓北壁东西两侧。

汾阳高级护理学校5号金墓，甬道北壁上部为一卧于莲花座上的狮子爪抓绣球，但南壁相应位置为一口衔仙草卧于莲花座上的鹿，看来晋中金代还没有安置雌雄两只狮子镇宅的习俗。

2、装饰类

古绛州最早发现绣球是2020年发掘的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侯马东台神1号墓，出土了两块绣球垂同心结砖雕；稍晚的2号墓也有两块。闻喜小罗庄4号墓东壁也有一块绣球砖雕。这三座金墓中，绣球与花幡砖雕同时出现。侯马牛村金天德三年（1151）1号墓，北壁正中明间辟门，门两侧榑柱上分别悬挂刻字花幡，和襄汾县博物馆收藏两件凤凰分别衔着绣球、同心结的金代砖雕，充分说明悬挂绣球也是吉庆祥和的象征。

董明墓北壁当心间，桌子两边墓主人夫妇相对而坐，表情泰然自若。两人头顶有垂下同心结和双鱼的绣球吊挂，象征吉庆有余。南壁落地门罩上两边悬挂绣球，西侧垂下同心结，有童子抱着同心结往上攀援，寓意“代代吉庆”。同一墓地的侯马牛村65H4M102北壁、东壁落地门罩上的绣球，绣球、童子又有新变化；还有侯马牛村65H4M104等，生活在有绣球装饰的空间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大吉大利的人生！

3、娱乐类

又可细分为舞绣球、狮子耍绣球、其他三小类。

Ⅰ、舞绣球

1981年发掘的新绛南范庄金代晚期砖雕墓，比较少见，由墓道、墓门、前室、后室及左右耳室组成。前室精耕细作后彩绘，后室及左右耳室也是砖砌却无砖雕。前室北壁中间砌门楼，两侧各砌一直棂窗，窗下各砌“舞狮”砖雕一块；南壁共砌人物砖雕33块，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二十四孝，下层为伎乐图；东、西两壁各有儿童在表演社火，敲小锣、打腰鼓、吹笛、跳舞、“瓜田乐”（一人肩扛大瓜庆祝丰收）、“乔妇人”（一名男子扮成妇人，别人围着他说笑唱闹）等，在社火队伍里两壁各有化了装的两人在舞绣球，滑稽可爱，从中可看到金代绣球在民间社火等娱乐活动中的作用。

Ⅱ、狮子耍绣球

狮子衔着系有彩带的绣球，尽情玩耍，或称戏、或称滚等，与唐代宫廷出现的狮子舞一脉相承。北宋陈旸《乐书》载：“唐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狮）子舞。师（狮）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狮）子等国。缀毛为之，各高丈余，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从中得知与今天舞狮相当接近，但不用绣球。南宋朱翌有《观弄狮子》诗：“狻猊日走二百里，于菟闻之望风靡。春晴酤酒大合乐，乃向尊前应宫徵。噘呻奋迅左右顾，枥马悲鸣汗流水。借官自古藏太常，失脚何年落村里？”所述的是民间舞狮，但他也不知道何时由宫廷流入民间的，仍然未见绣球。

北宋时期古绛州没有确切纪年砖雕墓，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的侯马东台神1号金墓还是最早者之一。该墓墓室四壁束腰部分，上层束腰砌力士、花卉和狮子戏绣球，下层束腰砌花卉与单狮戏绣球，长方形立柱作间隔；董海墓的束腰部分，为一大ー小双狮或嘴啃、或抓弄，戏耍着一个缀有彩带的绣球。以前者为多，如襄汾贾罕金墓、稷山马村1号墓、襄汾荆村沟金墓等，但也有两者兼备的金大定二十年（1180）侯马大李金墓。这座墓正方形墓室四壁下部砌束腰座，束腰部分嵌砌20块雕砖，除南壁两块为石榴花外，其余18块均为狮子戏绣球，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双狮，共戏一个长绸结扎而成的绣球，左边少狮作蹲姿垂头口衔，右边大狮回首抢夺；另一种为单狮，鬣毛卷曲，项系铃铛，口衔彩球，或作回首奔驰状，或作向前疾驰状。

Ⅲ、其他

南范庄金墓前室北壁两侧各有一直棂窗，窗下也各有“狮舞”砖雕一块。中间是一假扮的狮子，从狮子的腹部缀布裙下露出的四条小腿看，是由两个童子扮演的；前面有儿童执缰牵引，一儿童敲锣开道，后面两儿童双手抱着绣球追赶，绣球应该是舞狮子的道具。

侯马牛村65H4M104东壁格子门障水板有四块童子社火砖雕，图片说明为“当心间两幅一男一女二童子前后相随，缓步而行，男童在前，肩扛长枪，回首探望；女童在后双手抱锣，欲行又止。”在我看来，女童双手所抱之物有可能也是绣球。

以上由金墓砖雕分伎乐杂剧、马戏马球、绣球狮子三个方面，论证了“百戏”从北宋都城汴京到山西古绛州的考古现象，其实还有“百戏”中的很多内容，这对于了解古绛州的民俗文化传承大有裨益。古绛州诸多传统民俗的远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或秦汉隋唐时期，但直接传承于金代，如金代“百戏”中的大鼓、大锣、小锣鼓等，传承为今天的绛州鼓乐、稷山倒悬花鼓、襄汾邓庄锣鼓、令伯转身鼓等，而金代“百戏”又直接传承于北宋汴京。是故，汴京和古绛州分别是北宋和金代两个前后相接的“百戏”中心，这也跟宋金时期汴京和古绛州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有关。

《孟子·滕文公上》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汴京城里的勾栏、瓦子及供皇帝们欣赏的宝津楼，到古绛州乡村农庄，传播、传承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镇宅狮的形成和定型、狮子舞或舞狮子中的以“绣球”为道具，从目前考古发现看，古绛州是最早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