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孙殿英斗智斗勇-亿点网

　　1917年8月11日（农历六月廿四），我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长工院内的一间小破房里，从小受尽欺负。我的名字叫张步华，18岁以前，从未出过远门，只是一个在家里劳动耕田的农民。直到有幸认识了红军，从此我的一生被改写。
　　当时，我所在的村子是山西长治黎城县洪井村。在村里，我受到了红军的熏陶，也看见了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于是，我担任了红军半脱产宣传员，并成为副村长，掌握了村政权。我这个副村长表面是给反动派政府当的，实际是给村里老百姓解决问题，和那些匪军斗争的。其中，与国民党司令孙殿英斗争的情况最为深刻。
　　1936年，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先后云集到山西、河北两省交界之处（黎城和涉县一带），洪井村又地处长邯路北面两省交界处的一条交通要道上，每天往来的国民党杂牌军很多，而这些杂牌军又是各自为政，趁国家危亡之时，抓夫虏兵，掠夺民财，扩充自己的势力，对老百姓之更甚，任意打骂，明抢暗劫，敲诈勒索，污辱妇女，无恶不作。当他们大军过境和住宿时，也正是他们个人与同伙发财的大好时机。我的任务就是和这些匪军周旋、斗争，保护村里的老百姓以及他们的财产。
　　话说1937年秋收快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孙殿英司令部驻扎在河北涉县。一天，一名副官带领三个兵，一行四人，全副武装地从涉县经源泉沟到潞安府（今长治市）领军装。他们到处豪抢掠夺。黑夜住在我村，在村公所要酒、要肉、要大烟土、要烙饼，吃饱喝足吸够后，他们商议第二天向村里要二百块银洋做盘费，如果没钱，就挑选老百姓四匹好牲口骑着去卖等等。我们的人了解情况后，立即报告了我，我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因为是孙殿英的副官，而且又都带着武器，恐怕不好对付，得想个妥善的办法对付他们。最后确定：争取用送瘟神的办法把他们打发走；保护好牲口，决不能让他们抢去；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了具体和详尽分析。
　　第二天早晨，匪军突然将我软禁起来，百般威胁逼我交钱。我说：“就是打死我，也没有一文钱。”随后，他们又抓了两个闾长去借钱，结果一无所获，便把他们痛打一顿。然后两个匪军又用枪逼着我去借，最后在一个叫张连弟的老人家里借到两块大洋。回到村公所后，那两个匪军拉着四头好牲口也回到了村公所。那副官给了我一耳光，两块银元也被打落在地。打完后，他边骂边骑上牲口跑，押我的匪军也急忙捡起地上的银元，拉着牲口跑了。牲口被抢的户主急了，边哭边喊从后面紧追，围观的村民非常气愤，大骂那四个缺德的匪军。由于我们早做了准备，他们骑牲口刚跑出村外一公里远，路边突然窜出了几个后生，把那四个匪军推下牲口，又迅速缴了他们的枪，没收了其带在身上的孙殿英司令部发到潞安府领军装的公文和有关手续，并将四人又拖打回村公所。四人大骂不止，村民忍无可忍，把他们狠狠教训了一番，直到他们有了认罪态度，才被放下来。不料，一放下来他们就躺在地上装死，不管如何打骂，动也不动一下，以此来抵抗。怎么办呢？当时红军已改编成八路军，城里刚成立了工作团，领导我们的两个八路军，决定把他们四人送到县工作团处理，并先行进城向八路军工作团王主任汇报。我们立即挑选了四十多个青壮年，把那四个匪军捆在门板上，抬到城里交给八路军工作团处理。当时八路军工作团刚成立，主任叫王凤鸣，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正当我们汇报四个匪军情况的时候，忽然有人报告，孙殿英由潞安府返回涉县司令部，已快到县城了，城内一些商界和绅士大摆路宴迎接，一些国民党要员也去迎接了，于是王凤鸣主任也去了。四个匪军一听说他们的孙司令来了，由死变活，又大骂起来，为了不把事态扩大，我们给他们松了绑，交还了他们的公文和枪支。可他们狗仗人势，反而不让解绳，谩骂不止，说要让他们司令亲自看看。我们这些庄稼汉谁也没见过这种情景，村里的四十多个青壮年全吓跑了，只有解绳子的张起苍没跑掉，但也藏起来了。当时我并没感到害怕，反而认为孙殿英来了，正好和他讲理斗争。
　　果然，过了不长时间，孙殿英来了，并亲自过问这件事情。就在八路军工作团驻的一个学校大操场上，孙殿英警卫连的人马排成一个月牙，旁边围观的学生和群众很多，孙殿英、王主任、我和那四个匪军站在中间。当时我和孙殿英面对面站着，见此人脸上有几颗黑麻子，留着很短的八字胡，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棍。没有等他讲话，我就抢先质问：“你是他们的司令，他们是你的副官和兵，还有你司令部签发的公文及武器。请问你是一个抗日的保卫老百姓的司令，还是一个祸国殃民残害百姓的司令呢？”孙殿英笑着说：“当然是好司令，好队伍了。”“那么你手下的人打骂残害老百姓，你管不管？”他说：“有什么可以讲。”于是我就将情况抖了出来。孙殿英的脸沉下来了，回头就问那四个匪军，他们极力狡辩。我说：“孙司令，他们白吃白喝，还拿了很多大烟放在身上。”我又指着其中一人说：“他还抢了老百姓的两块银元，上边有××记号，查一下就清楚了。”孙殿英命一卫兵查看，果然如此。
　　孙殿英真火了，极力掩饰内心的恼怒，冷静地说他的部下没有这样的败类，大骂他们是冒充的，败坏他的名誉，等等。这时，我担心孙殿英将这事不了了之，突然一下腰抱住他的双腿哭喊起来：“孙司令，你如果今天解决不了问题，你就不能走。”孙殿英没有防备，差点仰面摔倒，手里的文明棍也扔出去了，幸亏站在他身后的卫兵及时护着他才没有摔倒，引得围观者大笑。孙殿英站稳后，气得话都讲不清楚了，立即命令卫兵把那败坏他名誉的兵拉出去枪毙。这时站在一旁的八路军主任王凤鸣看火候差不多了，便开口说：“孙司令，这四个人既然不是你的部下，就不要马上枪毙，留下我们处理好了。”这样给了孙殿英一个体面的下台机会，孙向八路军王凤鸣主任表示感谢后，便赶紧带着他的部下灰溜溜地走了。孙殿英走后，王凤鸣主任当即指示把那四个匪军送到县政府看守所关起来。
　　第二天，我正准备回去，忽然县政府派人来说此事还未了结，县长要亲自坐堂审问。于是，我便随来人到了公堂上。县长坐在堂正中间，两旁站着十多个人，又见那四个匪军都已戴上了脚镣，周围还有很多围观的群众。县长首先发话问我情况，我又把给孙殿英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县长又问那四个人，他们理屈词穷，谁也没说什么，只是跪下求饶。县长略一沉思，便起身说：“到这里为止，退堂。”就这样胡乱了事了。县长又叫我走，我坚决不走，几步跨到县长的桌前大声质问：“你是一县之长，我是你管辖下的副村长，你得给我做主。”又说：“这四个人到处残害百姓，你为什么不公正处理？今天讲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离开。如果这样，今后谁也不敢当你的村长付！我就这样回去，群众是不会服气的，没办法再工作了！”县长笑着说：“你回去没办法，坐在我这里就会有办法了？”在一旁围观的人们哄堂大笑。后来我看着事也难以解决，就对县长说：“不管怎样，今天不解决，以后也得解决清楚。”
　　第三天，我回到家里，只见人们躲躲藏藏，两位老人一见我便号啕大哭，乡亲们也陆续来看我。原来，他们都认为我在县里遭了难，他们问我是怎么跑出来的。当我把事情的经过给乡亲们讲了后，大家才转忧为喜：“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都心想你完了……”说真的，当时还有人为我预订了棺材。
　　让孙殿英在一个小县城丢了脸，这鼓舞了群众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后来，一些杂军路过我村时，他们为非作歹的行为也有所收敛，全村人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