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型现代晋剧《阳光下的红丝带》首演-亿点网

9月18日至20日，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山西省晋剧院重点打造的原创现代晋剧《阳光下的红丝带》在太原青年宫演艺中心首演。

该剧是根据中央电视台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郭小平的真实事迹创作编写。由山西省晋剧院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张俊海编剧，特邀著名青年导演席凯担任导演。剧情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原为医生、医院院长的郭保平如何用近二十年的时间，由院长转变为校长，创办红丝带学校，为中国艾滋病青少年开辟出一片成长沃土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山西某传染病医院内，时任院长的郭保平遇到了年仅10岁的坤坤、12岁的军军和丽丽等一群孩子，他们因父母身染艾滋病去世，成了留守在医院里接受国家免费治疗的孤儿。这些孤儿身体有疾，心灵干涸，精神孤独。他们渴望“有家”、渴望“上学”、渴望“不受歧视”、更渴望“留住生命”……
  面对这些可怜的孩子，共产党员郭保平从最初设立爱心小课堂不让他们“捣乱”，转变为想让他们上学，到割舍不下、视为亲人。面对家里人的反对、领导的挽留以及社会上朋友的劝阻，郭保平也经历了复杂、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毅然决然辞去院长职务，用必胜的信念和无畏的担当，耗时近20年，筚路蓝缕，办起了全国唯一一所“红丝带学校”，首批高考的16个孩子，就有15人走进了大学校园。郭保平也被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亲切地称呼“爸爸”。
  当前，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际，山西省晋剧院重点打造排演了原创现代晋剧《阳光下的红丝带》，以鲜明的主题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讴歌了以共产党员郭保平为代表的广大医护人员，在“生命与责任中选择”，与新时代抗击新冠疫情的英雄们一道，共同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展现了医者情怀和大爱仁心。传递了医护行业中共产党员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大局意识。
  该剧特邀全国著名舞美设计师、国家一级舞美设计边文彤担任舞美设计，由山西省晋剧院国家一级作曲、著名晋剧音乐家岳永明担任作曲和唱腔设计，国家一级作曲任新宁担任配器，山西省晋剧院、国家一级舞美设计贺林燕担任服装设计，国家二级舞美设计赵丽珍担任造型设计，青年灯光设计师苗春雨担任灯光设计。剧中主要人物郭保平由省晋剧院国家二级演员李明星扮演，保平妻慧琴由国家一级演员张芙蓉扮演。

  20日上午，《阳光下的红丝带》首演研讨会在省城丁果仙大剧院召开。白雁鹏、王笑林、李运启、王辉、谢永峰、白惠林、祁爱斌等省内知名专家、该剧的主创团队、主要演员及该剧主人公原型郭小平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就该剧的进一步改进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李运启肯定省晋剧院能够在当前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连续的拍出这样的好戏，是对山西晋剧事业的一大贡献。今天我们谈的是《阳光下的红丝带》，这个戏主人公原型郭小平同志也在场，我们应该向您这样的人学习，这是正能量的体现，向您致敬。
  谢永峰首先祝贺晋剧院完成两个大制作，一个《名疏记》，一个《阳光下的红丝带》。《阳光下的红丝带》主题比较好，题材选择独特，音乐好，服装好，舞美也可以，导演的编排手法，具体讲几点。第一个题材选择独特，选择这样的题材实际上就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但是我们的主创团队历经两年多时间终于将它推出舞台，首先祝贺演出成功。第二个是主题利益好，谱写了一曲赞歌，展现了以郭保平为代表的医护人员的责任与担当、大爱仁心。这个剧的选择也非常典型，选择年夜大年除夕，还有孩子上学都是非常关键的，和老百姓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事件。第三个导演手法，有想法有点子很有特点，可以看出戏导演对这个戏下了很大的工夫，尤其是从第一场开始的红丝带到结束，始终这个戏里面有几个点，表现非常好，而且非常感人，有泪点。尤其弟弟和他媳妇出场，挺着大肚子。还有郭校长找那几个校长帮忙，还挺好。我原来看过一个戏就是找这个找那个，这个是很新颖的。第二个病毒的出现挺好，我们在原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剧里面用的比较好，但是次数感多了，应该再简单一点。音乐设计大气恢弘，对烘托气氛衬托人物确实起到了作用，剧场的音乐大。舞美设计我觉得是简洁大方，房檐上的一排冰柱，舞台上几扇门也挺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到了后面冰就应该消掉了。因为咱们这个戏是《阳光下的红丝带》，到后面这个冰就应该消掉了，这个改一下。服装造型贴切，给这个戏增添了色彩。

  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向大家介绍了红丝带学校大概的情况：红丝带学校是2004年开始做的，因为2004年红丝带学校现在那个地方是2003年非典的时候，临汾做的一个类似于太原的第四医院，或者小汤山医院，比较隔离的地区。到了2004年以后没有了非典，我们就把我们医院的艾滋病病人搬上去。那个地方离医院还有将近20公里，就搬到那儿了。到2004年底2005年初的时候就有几个小孩病人，因为那个年代他们的父母因为血液问题都去世了，所以孩子在我们那儿治疗的时候没有药品，没有像现在的抗病毒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没有抗病毒药，就像现在这种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一样，我们的孩子们和病人都是反反复复的发病，反反复复的治疗，因为没有特效药很难对症治疗。那是2004、2005年那个阶段，特别是没有儿童抗病毒药，所以说那时候我们的病人走的也比较多一些。
  到了2004年底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小病人因为家庭情况，包括父母的情况，孩子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以后老在这个病区里面，我们等于是办个住院手续开始治疗，好了以后也在病房住着，办个出院手续给他出院，实际还在住院，孩子们就在医院里面跑。当时我也是看着这些孩子们想着说是办一个课堂，让孩子受些教育。实际我们所谓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们识个字，当时我们想的很简单，识几个字，将来大了能打个什么借条，做个小买卖能够数钱。当时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医师和护士一起来做这件事，我们就腾了一件病房，买了一个黑板，买了四个凳子。那个年代大家都在说爱心爱心，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叫“爱心小课堂”，实际上就是一间病房。
  这是建立这个学校的初心，到了2006年的时候知道这个学校人也多了，也是因为有个别媒体就把那个学校曝出去，当时也是负面报道，说我们把病人和孩子们隔离起来了。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以后到2006年以后孩子就来多了，一开始是我们病了的孩子，住院的孩子在这个课堂里面，到了2006年以后就是专门冲着能上课来的孩子多了。2004年的时候我们叫爱心小课堂，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起了个名字，因为红丝带是艾滋病防治宣传的标志，全世界的标志，所以我们就起了一个叫“红丝带小学”。
  因为这个过程我们不知道，2004、2005年的时候对这批孩子来说没有抗病毒药，我们不知道他们活多长时间，我们想着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这么想的，因为没有抗病毒药。到了2005年5月份我们搞的抗病毒药的培训，真正我们拿到儿童抗病毒药是2005年底一个国外的基金会，就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他给出了一个处方儿童抗病毒的药，所以2005年底我们用上药以后效果还不错，用了药以后孩子们不犯病了。到了2006年我们建了红丝带小学，因为在很短的时间也不知道孩子的未来，我们叫这个小学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有个体验，你红丝带爱心小课堂只是课堂，我们叫小学以后就说明我们的孩子上过学，到学校上过学了，也没有审批，就是医院办。2011年的12月1日正式进入学校编制，也有了老师的编制。到后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人员就越来越多，2011年成立独立学校。
  郭小平说对于他个人来说不是老师很惭愧，他谦虚地说他不是一个好校长，“因为我从来没做过校长，我对教育实在是一点都不通。我是九十年代山西省，可能咱们这个系统不清楚，要是在山西省卫生系统都知道我，我是九十年代那一批院长，因为我们那一批院长现在好多都退休了，而且我也好几年不在医院，所以社会上都知道我是老师不知道我是医生，实际我的职业是医生，上学学的也是医疗，而且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批上学的医生。九十年代在传染病医院当院长，到了2003年大家知道非典，咱们山西是重灾区，临汾是山西的重灾区，那时候我是隔离病区，也是临汾非典救治的总指挥。因为我是传染病医院院长，这是必须做的，所以就建立了这个艾滋病病区，到了最后走到这一块。”
  他说，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剧里面写的我好多好像还有一点很社会责任的事，实际我觉得也没那么多，对我个人的心里历程来说，李老师这个角色演的我的背景，我个人的角色来说一开始做这个学校的时候完全出于对孩子的一种同情，这是一开始。做了一两年以后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但是一直到2010年2011年以后，我觉得就是和孩子们的一种情感。因为2004年到2011年的时间，孩子们经过了生死、没药到有药、没学到有学，到了2011年以后我和孩子们就是个人情感，不牵扯到很多社会上的事。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好几年，我在2011年前后的时候我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也是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也是临汾市中医院的院长，我还是社区服务中心的主任，同时我兼顾校长。
  实际每天早上我起来以后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司机拉我我就说你拉到哪儿去是哪儿。但是从2011年以后我的大部分精力是在这个学校，要说大小的话那几个医院随便一个医院都比这个学校大得多，但是那时候的精力放在学校，主要是个人的一种情感，和孩子在一起时间长了的一种情感。实际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社会责任，也没有什么自己感觉到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是同情，那时候完全是我和孩子们的一种个人情感。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的第一批学生上初中，我感觉到我的精力有限，所以我2013年的时候把中医院院长辞掉，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上高中，2017年高考。
  我当时感觉到别的家长孩子们高考的时候都会全身心投入，我们这些孩子高考也应该去投入一部分，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就和领导说，我得退了，医疗我不干了，你们找人。这应该是2014年就开始说，因为他找人也得一段时间，更何况找的是院长，所以2015年定下来我就把医院的院长辞掉了就到学校。到学校主要是为了应付高考，因为2015年孩子们正考试，高一的时候。所以说我得全力以赴，2015年到2017年这几年里面我就是全力以赴高考，有时候也是一步一步走的推到今天，后来得了很多荣誉，包括“感动中国”，还有很多。我在非典的时候得的荣誉也很多，那是过去式。我总觉得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对我是一个鼓励，我觉得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有这种情感已经足够了，我和孩子们的情感似乎比荣誉更重要一些。
  至于权力、金钱，如果跟我和孩子的情感比，那些东西都没有我们的情感重要。如果权力、金钱和荣誉方面比，情感重要的话，我觉得人类可能都不会要孩子了，人类社会可能就此打住了。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情况，也都是实话实说。因为要说好多东西医院可能比，要说金钱的话我在医院把控的金钱可能比学校多的没办法比，这学校可能一年的支出没有我在医院一个小时的支出多，所以说我感觉到这是一种情感推的。后来有很多朋友和我说你不着调，我就感觉到我很多朋友和我说这个事，主要是你和孩子们接触的少，你没有建立起情感。如果你建立成立了一种情感的话，你也会像我一样去做这种选择。
  至少说学校的孩子们，今天演这部剧的老师还有编剧老师、导演老师们，这剧里很多东西是真实的，你像第二场这两位老师演的事，那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个事件过去发生过，包括去年也发生过，就发生在咱们朔州、大同那边。现在在我们学校的老师老李，像他回家以后当时回家没有那么张扬，剧里他不停的敲门，他只会轻轻的敲门，让里面的人知道有人来了。因为但凡是感染艾滋病的人都会很收敛很低调，他回家以后不会往床上坐的，他更不会住宿。他会在床边看一下他母亲，待一会儿，说一两句话然后自己走了，他绝对不会说我坐到床上或者坐到凳子上，不仅仅是老李一个人，有很大一批的感染者都是这样的，不会说频繁的敲门，非要进门他不会这样的。因为他自己不管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包括性传播也好，包括血液感染也好，包括遗传也好，这个感染者群体一感染这个病他自己就把自己自降3分了，所以他不会那么张扬高调，所以老李回了家就是转一圈看一下他母亲。因为他家里还有妹妹，还有小孩，转一圈回去就和他妈见见面。但是剧里面表现的母亲和儿子见一面又不能更深刻的交流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所有艾滋病感染家庭母和子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刚才说坤坤，这个坤坤实际上那个老师说的坤坤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我都没注意过。这个坤坤是个四川的，坤坤他是家里背景比较特殊，坤坤的奶奶嫁给他爷爷的时候，他奶奶肚子里面已经有了坤坤爸了，所以坤坤爸和他爷爷没有关系。坤坤妈嫁给坤坤爸的时候，肚子里面已经有坤坤了，所以坤坤爸和坤坤没关系。坤坤一两岁的时候他妈就跑了，也就是他这个养父把坤坤就留给爷爷奶奶看，他的爷爷奶奶不是亲的，他爷爷奶奶到了他2岁会走路的时候，坤坤从小都是一个人，包括他8、9个月开始不会坐，就在一个房间放的，吃的时候喂点吃的，就这样。到2、3岁的时候他爷爷给他做上大米饭往那儿一放，他就吃饭，吃完饭就去山上跑。他在山上学会很多本能，一个是吃垃圾，再一个吃草，再一个就是藏食。这是坤坤的本能，所以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他在山上跑的时候从山上摔下来皮肤弄破了以后，到医院缝合伤口的时候要做手术，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他是感染者。最后他查完以后很快村里面人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全村人联名签字要驱逐他，不让他在村里待。这时候有一个记者就去报道了这件事，最后当地政府没有办法把坤坤送到我这儿。孩子来了有很多不良习性，吃草吃垃圾藏食，在他漫山遍野跑的时候是他的一种生存技能，但是到了我学校有吃有喝你再吃草翻垃圾就不合适了，最后我们也是校正。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他和人类没有语言沟通，我们教他说话。那孩子到现在为止虽然是四川人，他不会说四川话，说的基本是我们当地的普通话。带有我这个普通话的味，因为我是临汾山里人，所以说坤坤也是一个真实的孩子。
  所以我说艾滋病感染者这一块所有的课题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学校所有的孩子，实际每个孩子都能写一本书，因为我们学校的孩子分为三类，一个是上不了学，没有户籍上不了学的孩子，再一个就是孤儿，再一个就是弃儿。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有这么几类，一个是教学老师，一个是生活老师。在我们的老师里也是从身体状况来分有普通的老师，还有一部分是感染的老师，这是我们学校的大概情况。当初搞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所以我就从院长转变成校长。在院长的岗位上我觉得比较称职，但是在校长岗位我是确实不称职。戏里面说孩子们叫我叫伯伯，这是对的，叫伯伯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孩子们叫我的时候叫的比较乱，有的叫叔叔有的叫伯伯有的叫哥哥还有的叫爷爷，后来我给他们开了个会统一思想，统一叫伯伯吧。反正我比你父母肯定大，所以说就这么叫来的。
  刚才大家说到在艾滋病方面，咱们这个剧里面对艾滋病的知识做了几个普及，包括一个传播途径的普及，做了一部分。但是里面可能是在血液传播方面对于这个剧来说也没办法说，包括有一场家庭戏，家庭戏里面说孩子拿玻璃割破手之后和他姑娘接触，这种接触按专家说是不感染的，但是谁也没试过也没数据这种接触是不感染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不好说，对于我来说我也不好说。中国在艾滋病免费治疗方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提供艾滋病政府治疗，而不进入医保的国家，这是咱们中国。对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这些地方的艾滋病感染者基本是两个途径，输血、卖血两个途径。那是九十年代中期那个阶段，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以后再感染，1998年一个节点，从那以后再感染的感染者基本都是当时卖血输血的人，在家里传给自己的配偶，那年代的背景就是这样，因为九十年代我是传染医院的院长，比较关注这块，所以中国的现状从头到尾都比较了解。
  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个剧，我就感觉到这个剧特别是第二场的时候，母跟子的那场戏，我觉得那是一种灵与肉的考验。对他母亲来说这边面对的是亲孩子亲情，那方面又面对着他的儿媳妇要生孩子，那种不了解，还有那种恐惧，那种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有可能感染，母亲面对一边是没出生的孙子，一边是那个孩子一边是这个孩子。所有这种家庭的母亲对这方面应该都是这种，我觉得这没办法。得了这病以后你必须面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批孩子，我除了想要培养他们的技能以外，我最想让他们形成一种自身的强大，尽管不会所有的人都会强大，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强大，只有他们自己的强大才能抵御外界的东西。
  你让外面的人不去害怕一种传染病，可能对于人类近百年内我觉得人类做不到，这是人性的本来。因为你毕竟是传染病，所以人心来说我尽量的退避风险，这是人性的东西。这很难改变，就像我和我们刘老师，我和我们很多人在一起说可能对于今天在场的都是成年人，都是有一定修养，一定层次上的人，可能咱们对艾滋病说我可以和感染者在一块吃饭，我可以帮助感染者。但是大家静下心来，如果让在座的各位让你的孙子让你的儿女跟一个感染者的儿童在一起上学，咱们都静下心来想一下咱们能做到吗。反正有一点我做这么多年，我可以从表面上去做到，但是我从内心里面还是稍微有一丝丝的顾虑。因为我可以冒百分之百的风险，我不可以让我的孙子去冒哪怕是百万分之一的风险，这是我的心态。
  我介绍一下刘老师，刘老师就是剧中刘丽梅老师那个角色。刘老师是九十年代宫外孕输血的时候给人家感染的了。她2005年是我的病人，紧接着到我那住院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她发病了，她就看到这几个孩子，看到这几个孩子以后，她可能当时想小孩都得这病，我可能问题不大，也是一种自我满足。她就翻过来说我给这个孩子当志愿者老师当义务老师，所以就在我们学校当义务老师了。她是2005年开始当义务老师的，和我在一块合作帮助这些孩子，招呼这些孩子一直到现在。到了2011年以后我们学校有了编制，刘老师也正式进入我们学校的编制，现在也算是学校的正式老师，也是我们学校，我们一开始说生活老师说的就是她。而且刘老师也是在媒体上公开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唯一一个女性，也是唯一一个人。她参加了《最爱电影》的拍摄，还参加了《永远在一起》的拍摄，还有公益广告片的拍摄，还有一个《中国共享秀》的拍摄。那时候她开始也不打马赛克开始露面，我觉得这挺好的，刘老师心态非常好。因为心态好所以今天能够见到她，如果心态不好的话两年前她可能就走了，因为两年前她一年经过了五次大的手术，最后一次手术做了11个小时，所以也算死里逃生。我经常说这是老天给你的回报，就和领工资一样，那时候工资领的少，现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