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襄子与韩、魏灭智伯而三分其地之后，赵襄子仍不解恨，漆智伯头以为饮器。智伯家臣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
于是，豫让实施了两次行刺。一是在佯装刑人入宫涂厕之时。一是在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行乞于市之后。豫让再次被擒之后，襄子数落豫让：“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此时，襄子已被寻仇的人感动得涕泣哽咽，不忍之余，还是决定不再纵虎归山。豫让请襄子衣拔剑三跃击之，伏剑自刎。李白赋诗:“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虽至无成，豫让终是成就忠义之名，《史记》中，被太史公列为七十列传中之五大刺客之一。赞之为：“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然而明代的巨儒大家、一代宗师方孝孺却一反旧说，在《豫让论》一文中，连用两个：“何足道哉！”阐述豫让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
方孝孺的议论文具有深思、雄辩、无畏的特点，且结构纵横变化，气势磅礴。今天，再次捧读先生的文章，除了斐然的文采，感受最深的还是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沛然之气，字字珠玑，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
在方孝孺眼里，豫让当是愚不可及。然方孝孺步了豫让之后尘却不自知，“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又白白地搭上八百余无辜性命。
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反。当时朝廷征讨檄文，均出自方孝孺之手。并为朝廷多方策划，欲阻燕兵南下。无奈局势苍黄，难以逆转。第二年，燕兵破金川门入京师，宫中大火，建文帝不知所终，方孝孺日夜恸哭于殿陛。朱棣自北平南下，逼方孝孺草诏，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发怒：“汝不顾九族乎？”
方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
史书对朱棣之凶残，多有表述。朱棣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力劝建文帝“当死社稷”的方孝孺已经让赏识自己的主子以死酬志了，仍然斗志昂扬，激得成祖对他格外“垂青”，诛灭十族。
豫让漆身吞炭，仅以己之身成就忠义之名，方孝孺奋不顾身慷慨就义之际，何苦要用“十族”之众作陪衬？那是一个怎样血腥的杀戮场面！因而，文章奢华的方先生之迂，也是迂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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